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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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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美国人还是应该为他们的参议员们感到骄傲。华盛顿两次“造访”参议院确实有“以势压人”的嫌疑,但议员们顶住了这位强势总统的“进攻”,维护了立法权的尊严,那也是人民的尊严。刚刚起步的联邦政府显然有点乱,大家都不太清楚自己的定位,有时候,摸着石头也过不了河。国会习惯了当老大,总统也习惯了当总司令。双方都在斗争中学习着妥协,宪法的精神也在矛盾中得到体现。可是,对华盛顿来说,眼下还有更乱的事,他每一天都在挣扎着让自己勉强浮在水面上,好像一不小心就沉底儿了。

    宪法只规定“所有的行政大权归总统”,但没说总统应该怎样组织政府,这就要看华盛顿的创造力了。他能想到的“高招”就是组建“内阁”,其实也是跟英国学的。问题是,“内阁”官员的职位要由国会创建,国会那效率真是害死人。在国会没立法之前,华盛顿是“光杆司令”。他就是行政权,行政权就是他。他手下只有两个秘书,帮着处理如山似海般的文件和信件。那些信大多是求职信,来自他的老战友、老朋友,都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华盛顿对大陆军的退伍老兵很有感情,大家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来求他,搞得他脑袋都大了。他说:“我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干不成。”总统府快成救济院了。他催着国会赶紧建立职能部门,好让他有几个帮手。国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终于在1789年7月和9月创立了行政权的三个职能部门:国务部(外交部)、财政部、战争部。

    有了部门就要有部长。部长的人选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们不仅决定着华盛顿政府的成败,也直接关系着新国家的前途。谁将是华盛顿的“内阁”成员?他们将怎样影响美国的未来?请看下一个故事:天才之光。

第64章 天才之光() 
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就任第一届美国总统。但国会直到7月才创立行政权的第一个职能部门:外交部,后来改名为国务部。又过了两个月,财政部和战争部正式成立。华盛顿总算可以找帮手了,“光杆司令”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战争部长的人选好说,是华盛顿的老部下亨利诺克斯。在独立战争中,只有三位将军从头到尾服务了八年,除了华盛顿,另外两位是诺克斯和格林。格林本应是战争部长的最佳人选,他是大陆军的二号人物,而且特别有政治头脑。但格林在战争结束三年后突然去世,华盛顿痛失臂膀。诺克斯的地位仅次于格林,在华盛顿解甲归田后,他一直是邦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兼邦联的战争部长,这次出任联邦政府的战争部长是理所当然的事。诺克斯的能力虽不如格林,但他兢兢业业,经验丰富,战功累累,非他人可比。华盛顿和诺克斯特别亲,他用“爱”来形容对诺克斯的感情。汉密尔顿说,他俩就像“老夫妻”,无话不聊。把战争部交给诺克斯,华盛顿是一百个放心。“战争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1947年,在杜鲁门总统的建议下改为“国防部”,但“战争”似乎比“国防”更能准确地反映美国的军事历程。有人统计过,从1776年到2010年的235年里,美国有214年,也就是91%的时间,处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要么跟印第安人打,要么跟其他国家打,要么跟自己打,从来没有连续10年不跟任何人打架的时候。听上去,战争部长不是个闲差,但诺克斯不算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印第安人。

    除了三个部长,国会还设立了“总检察长”一职。总检察长是行政权的最高司法长官,也是政府的法律顾问。在今天的美国,总检察长是司法部的掌门人,但不叫“司法部长”。这个职位建立之初主要是为总统提供法律咨询,有时甚至像是总统的私人律师。那时,司法部还不存在。华盛顿邀请他的好朋友,在“制宪”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出任第一任总检察长。这个位子倒是很适合伦道夫,他本来就是华盛顿的法律顾问,也是资深律师,干这活儿不费劲。

    前面这两位的任命很顺利也很轻松,后面两位就要费一番斟酌了。财政部长是最让华盛顿揪心的,因为华盛顿对公共财政基本上一窍不通,他必须完全依赖这位部长。其他事情,比如,军事和外交,华盛顿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主张,不必完全依靠主管部门的判断。唯独财政金融这块儿,他两眼一抹黑,只能听专家的。1789年,美国的外债内债加起来共大约7700万美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而且,邦联早已停止支付利息,美债在证券市场上就是“垃圾债”,没人愿意再借钱给美国政府。新大陆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离崩溃不远了。重建国家信用,创立金融体系,完善税收制度,保护自由市场,这是华盛顿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要是财政部长所任非人,大家就等着哭吧。

    财政部的特殊性使华盛顿对这个部长的人选特别谨慎,此人不仅应是财政金融学的专家,还要拥有华盛顿毫无保留的信任。从弗农山庄到纽约上任途中路过费城时,华盛顿对老哥们儿罗伯特莫里斯说:“财政部当然是你的。在你为革命担任财务总长这么多年后,没人能跟你抢这个位子。”莫里斯(本篇中单指罗伯特莫里斯)确实很合适,他一直担任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的财务总长,是公认的财政金融专家。在战争期间,软弱无力的国会使供应大陆军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莫里斯挨家挨户地去敲费城富商的门,人家问:“是你借钱还是大陆会议借钱?”莫里斯说:“我借钱。”富商说:“好,拿去吧。”不需要问第二个问题。他要是说“大陆会议借钱”,一个子儿都借不到。莫里斯靠自己在商场打拼赢得的个人信用为毫无信用的国会筹措到大笔资金,没有他的运筹帷幄,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有一次,华盛顿没钱给间谍发工资了,向莫里斯求救。莫里斯也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一袋子欧洲各国的金币银币,派人送到华盛顿帐前,那种雪中送炭的情义,华盛顿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莫里斯又爱又敬,希望莫里斯再一次助他一臂之力。

    但是,这一次,莫里斯对他的老朋友说:对不起,我生意太忙,实在无法抽身。看着华盛顿失望的眼神,他说:“我亲爱的将军,我的拒绝并不是你的损失,因为我要向你推荐一个比我更聪明的人执掌财政部。他就是你昔日的助理,汉密尔顿中校。”华盛顿愣了一下,说:“我知道汉密尔顿的才华,但不知道他是否懂财政金融。”莫里斯一笑:“他懂关于金融的一切。就他那脑子,啥事儿都错不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华盛顿问莫里斯怎样处理美国的巨额债务,莫里斯说:“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华盛顿正式邀请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此时,汉密尔顿正在华尔街上散步呢,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爹了。自从国会创立财政部长一职,很多人瞄准了这个位子,都想打听总统是咋想的。有一次,汉密尔顿在街上碰上一个熟人,那人问:“你知道谁将是总统的内阁成员吗?”汉密尔顿说:“我不知道谁是,但我知道我肯定不是。”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华盛顿的邀请信。

    听上去,华盛顿仅凭莫里斯的一句话就确定财政部长的人选似乎有点草率,实际上,华盛顿老谋深算,从来不做草率的事。他认识汉密尔顿不是一天两天了,了解汉密尔顿也不是一点半点。自从1776年他第一次请21岁的汉密尔顿到他帐中喝茶,他们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从1777年到1781年,汉密尔顿给华盛顿当了四年助理。不管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饥寒交迫的军营,他一步都没离开过华盛顿。正是这互托生死的忠诚让华盛顿倾注了全部的信赖和爱。杰斐逊就曾酸溜溜地对麦迪逊说:“你根本不知道他(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感情有多深。”

    很多年前,年轻的富兰克林曾说:“我不想把我的天才用餐巾包起来。”年轻的汉密尔顿也不想,他的天才是写在脑门上的。华盛顿太了解汉密尔顿的智商了。当初,邦联议会刚成立时,有人就推荐过汉密尔顿出任财务总长,国会来问华盛顿的意见。华盛顿说:“我虽然不知道他在那方面的造诣,但我知道,只要他感兴趣的事,没有不精通的。”汉密尔顿好像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当财政部长似的,在军营时他就每天晚上攻读欧洲的经济学著作,钻研金融词典,有问题就写信问莫里斯,难怪莫里斯对他的水平了如指掌。战后,汉密尔顿除了当律师,还创建纽约银行,涉足金融业。但他从没跟华盛顿谈论过财经方面的事(可能是因为华盛顿不懂),所以,华盛顿只知道他这位前助理是大律师,却不知他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莫里斯一点拨,华盛顿心里立刻敞亮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财长,华盛顿比谁都清楚,汉密尔顿是“宰相之才”。

    但是,“宰相”有宰相的毛病,这位“宰相”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他的强势性格。汉密尔顿眼里没有权威,谁也左右不了他的思路。与沉稳内敛的华盛顿不同,汉密尔顿锋芒毕露,不懂得理解弱者,判断力时有偏颇,性情急躁,特别是当他达不到心中完美目标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过“制宪”一役,汉密尔顿已经变得比以前成熟,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中左右逢源,但他的桀骜不驯是有目共睹的。华盛顿刚露出要请汉密尔顿入阁的意思,就有人对他说,汉密尔顿个性太强,野心太大,难以共事。其实,华盛顿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他与汉密尔顿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一个屋檐下睡觉整整四年,他还不知道吗?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汉密尔顿,因为他需要的不是“听话”的人,而是能独立思考的人,他们之间的默契旁人无法理解。他们有可能吵架吵翻天,但对彼此绝对忠诚。不管汉密尔顿私下里怎样向朋友抱怨华盛顿的坏脾气,他在公共场合一定会尽全力维护华盛顿的声誉。

    从天赋上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华盛顿成熟、稳重、谨慎,有心计,有眼光,有魄力,但他没有汉密尔顿的智商;汉密尔顿英才天纵,胆略过人,但他没有华盛顿的判断力。他们在一起正好可以弥补彼此的不足,成就一番他们都无法独自成就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名字碰巧叫“美国”。华盛顿需要汉密尔顿的创造力和执行力,汉密尔顿需要华盛顿的威望,也需要他的支持和保护。很多人担心华盛顿会成为汉密尔顿手中的工具,那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华盛顿。华盛顿不能也不想约束汉密尔顿,但他完全能驾驭他。他可以在百分之百地依赖汉密尔顿的同时不让自己成为傀儡,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人拥有这样的自信。另外,华盛顿不仅需要他的内阁成员为他提供治国之策,他还需要他们熟悉宪法并为他解释宪法。干这事儿还有比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更合适的吗?

    汉密尔顿收到信,这回该轮到他的朋友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了。朋友们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美国这个摊子太烂,谁当这个部长谁倒霉,何必冒这个险呢?而且,财政部管税收,最容易让人想起英国模式,你忘了咱当初是怎么闹腾起来的啦?万一大家一不高兴革了你的命咋办?第二,部长工资太低,不值得。国会给内阁成员定的工资是年薪3500美元,对一般人来说还算可以,但比汉密尔顿当律师挣的钱少多了,这绝对是亏本的买卖。但是,汉密尔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邀请,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做得最好。”意思是,摊子越烂我越高兴,事情要是没这么糟糕我还不想干呢,整天风调雨顺的怎么显出我的本事?瞧好吧你们!他把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交给合伙人,一心一意地准备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了。

    就这样,一个完美的政治同盟形成了。他们俩也许都没想到前面的路有多坎坷,但他们都知道他们对彼此有多重要。当年,那个在战场上忙着指挥的年轻的炮兵军官,根本没注意到他身后那双赞赏的眼睛。但华盛顿一直注视着他,从没离开。现在,汉密尔顿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双眼睛。毫无疑问,没有华盛顿就没有汉密尔顿的辉煌。但历史学家们也从不讳言,任用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最大的成就。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汉密尔顿将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政部长,有人甚至说他以财政部长之职行政府总理之权。他设计了金融制度,也定义了联邦政府。第一届联邦政府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带着深深的汉密尔顿烙印,把任何其他人放在这个位置上,美国都不会是今天的模样。

    汉密尔顿走马上任,但另一个重要职位还空着呢,那就是国务部(外交部)的最高长官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部长”。“国务部”的名字是沿用英国的叫法。国务卿是所有驻外公使的顶头上司,他并不比其他部长更“高端”,但在美国早期政治中,国务卿的下一个目标往往是白宫,比如,前六位总统中有四位当过国务卿,所以,这个位置特别显眼。从宪法的角度看,国务部确实是最重要的联邦政府部门,因为内政大多由各州自理,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军事和外交,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很自然地会成为核心人物。在华盛顿执政时期,国务卿不像后来那样特殊,但他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只因国务部暂时群龙无首,汉密尔顿代理外交事务,他已开始了与英国的秘密谈判。美英关系正常化是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点上,汉密尔顿与总统有高度的共识,谈判进行得也很顺利。但是,那位新任国务卿为什么还迟迟不现身呢?

    华盛顿心中最理想的国务卿人选是约翰杰伊。杰伊曾是巴黎和约的谈判代表之一,后来一直担任邦联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外交理念一致,都认为美英关系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在使纽约州接受宪法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盛顿跟杰伊很投缘,他特别想把国务部交给杰伊。可是,杰伊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忽然不想搞外交了,而是要去最高法院。华盛顿觉得很遗憾,但他尊重杰伊的意愿,提名他为首席大法官。既然杰伊不当国务卿,似乎就只有一个人能胜任了,他就是驻法公使托马斯杰斐逊。历史弄人,这看上去完全偶然的选择决定了新国家的命运。杰斐逊就像汉密尔顿一样不可替代,把任何其他人放在他的位置,美国也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华盛顿没想到,他为自己挑的不只是一位国务卿,还是一个对手。杰斐逊的加盟将让华盛顿面对他最不愿面对的痛苦,也将让新国家学会民主政治的规则。

    说起来,华盛顿与杰斐逊的交情源远流长,他们在殖民地议会时期就是同事了。他们一起领导抗税斗争,一起参加大陆会议。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后,大陆会议为他办了个宴会,既祝贺他就职,也为他送行。在宴会的最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代表最年长的和最年轻的议员一起为华盛顿祝酒,那温馨一刻让他很感动。华盛顿领兵之后虽然与杰斐逊时常通信,但很少有机会见面。实际上,华盛顿对杰斐逊的了解还是停留在多年前的印象。他爱杰斐逊的才华,却不知道杰斐逊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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