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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华盛顿又要面对一场分离。“约克镇战役”后，拉法耶特向大陆会议请辞，要求回家探亲。华盛顿依依不舍地看着拉法耶特走远，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四年前，满脸稚气的拉法耶特来到华盛顿身边时还是个19岁的少年。如今，他已是23岁的男人，为美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从他们见面的第一天起，拉法耶特就像一缕阳光照亮华盛顿的生命。他的活泼、热情、浪漫，他的忠诚和情感，占据了华盛顿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父爱。
11月中，拉法耶特在波士顿上船前夕收到华盛顿的信。他说，我不能不让你带着我最珍贵的友谊和思念离开，我对你的欣赏和感激已经变成依赖和爱。拉法耶特回信说：“我懂你的心，我相信任何距离都不会改变你对我的爱。我也一样，我对你的爱、尊敬和感谢无以言表。”听上去，两个大男人这么说话有点肉麻，但18世纪的欧洲绅士说话写信都会多多少少带点玫瑰色，这是一种时尚。三年后，拉法耶特将访问美国13个州，在弗农山庄与华盛顿重温友情。
失去了一个儿子又送走了一个“儿子”的华盛顿将继续带着他的军队熬过漫长的两年，新大陆千千万万的父母也将继续面对痛苦的别离。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男人不是孤独的行者，也不是唯一的战士。他们的身边是时时刻刻爱着他们、支持着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她们的牺牲和奉献与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同样伟大。她们怎样用勤劳和智慧养育了新生的共和国？她们又怎样在成就自己父兄子侄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新的民族？请看下一个故事：记住女士们。
第51章 记住女士们（）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是男人们展示力量和智慧的舞台。但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她们与父兄、夫君一起，以她们对革命的理解，以她们特殊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刻上自己的痕迹。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身边的男人是战士、将军、政治家、外交家，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作坊、商场、军营、政治沙龙、欧洲宫廷。有人叫她们“建国国母”，有人叫她们“自由的女儿”。不管是“母”还是“女”，她们都尽心尽责，把爱献给她们的亲人和国家，她们追求自由的勇气一点也不亚于七尺男儿。难怪康沃利斯将军说，即使他把北美的男人都杀光，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他还要对付所有的女人。
如果你问，美国最著名的“国母”是谁？可能你得到的第一个名字是：阿比盖尔亚当斯。阿比盖尔是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她是美国第一位“第二夫人”（副总统夫人）和第二位“第一夫人”（总统夫人）。她既是总统的妻子，也是总统的母亲，这一殊荣至今为止只有一个女人与她分享，她是芭芭拉布什。但阿比盖尔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的总统老公和总统儿子，而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她的爱国情怀。
阿比盖尔生得娇小玲珑，却是个大才女，她的写作技巧足以让文笔犀利的丈夫甘拜下风。历史学家们很幸运，因为阿比盖尔的笔为他们描绘了一场真实、生动的美国革命，她与亚当斯父子以及其他政治领袖的通信，还有她的日记，都是对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最宝贵的记录。阿比盖尔的政治嗅觉异常敏锐，她的见解在很多时候都远胜当时的政要名流。应该说，她是第一位对美国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
18世纪的北美和欧洲的女人，没有公民权，没有议政权，甚至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她们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那些永远彬彬有礼、处处女士优先的绅士，在女士面前所有的殷勤、体贴、温存，是出于爱，出于强者对弱者的怜悯和关怀，但不是出于平等的尊重。阿比盖尔也许是第一个倡导“女权”的人。在她心中，革命的目标是全体美国人的自由，而不只是男人的自由。可惜，亚当斯、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所有的“国父”，都是“性别主义者”。为了保护“美利坚的母亲和女儿们”，他们可以出生入死。但是，“女权”？想都不要想。每当阿比盖尔谈到女人的平等地位，“国父”们就会集体失聪。他们才不跟女人一般见识呢。
早在1775年，亚当斯还在费城开大陆会议，绅士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商讨如何与英王妥协，阿比盖尔已经在思考“独立”了。她说：“让我们（与英国）分离，他们不配做我们的兄弟，让我们祈求上帝摧毁他们的意志、消灭他们的企图。”她甚至跟亚当斯讨论独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亚当斯很同意妻子的意见，但他也很明确地告诉阿比盖尔：女人不应该过多地谈论政治。
1776年3月，大陆会议就独立的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阿比盖尔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下了那段经典名言：“我真希望你们已经宣布独立。在你们将要制定的新的法律中，我恳求你们，记住女士们。要比你们的先祖对女士更宽厚更关照，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记住，所有的男人，只要条件允许，都可能成为暴君。如果女士们得不到关怀和照顾，我们就会挑起叛乱。我们将拒绝遵从法律，因为法律中没有我们的声音，也没有我们的代表。”
亚当斯是怎样回答妻子的呢？他用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你们女人不需要权利，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他说：“我们男人似乎很强势，但那只是表面的。我们哪敢不公平、不温柔？我们看上去是主人，实际上是仆人，完全服从裙带的调遣。你们一声令下，华盛顿将军和他的战士们定会勇往直前。”呵呵。亲爱的，等着吧，一百五十年后女人才有投票权呢。
自从亚当斯卷入政治，他不得不放弃律师业务。他先在费城做大陆会议议员，后来又被派往欧洲，历任驻法特使、驻荷特使、驻英公使，长期不在家。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阿比盖尔身上。没有了亚当斯做律师的收入，在城里的生活也就没了着落，大陆会议那点工资发和不发差不多。阿比盖尔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离开波士顿，搬到乡下的小农场。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大主教的女儿，卷起袖子当起了农妇。谁也没想到，她居然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果园、麦田、菜地都收获颇丰。在艰辛岁月中，阿比盖尔用勤劳的双手维持了一家的温饱。她还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保证他们学业有成。亚当斯出使欧洲时，阿比盖尔只提了一个条件：你要走可以，但必须带上长子，10岁的小“神童”，约翰昆西亚当斯。她要让儿子去欧洲受教育。约翰昆西亚当斯先后在法国、荷兰、瑞士读书，14岁就给美国驻俄特使当翻译，成了最年轻的外交官。阿比盖尔也许不知道，她正在为儿子铺设一条通往白宫的路。
在阿比盖尔的挣扎和等待中，有一位朋友永远不离不弃地支持着她。这位朋友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才女，莫茜奥蒂斯沃伦。她生于1728年，父亲老詹姆斯奥蒂斯是个法官，后来当选为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莫茜从小就与兄弟们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一起读书。男孩们长大后都进了哈佛，女孩们就留在家里，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莫茜凭着过人的天赋，成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剧作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莫茜的父兄都是马萨诸塞政坛最活跃的人物，他们家就是个政治沙龙的集会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名人”来访。在北美抗税风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奥蒂斯家成了革命大本营。亚当斯兄弟、汉考克等当时最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奥蒂斯家的常客。还记得第一个提出“没有代表的税收就是暴政”的那位大律师詹姆斯奥蒂斯吗？他是莫茜的哥哥。莫茜的丈夫詹姆斯沃伦也是个著名的政治领袖，他与亚当斯兄弟一起组建通讯委员会，迈出了殖民地联合的第一步。在这种浓郁的政治氛围中长大的莫茜对政治超级敏感。
有人说，上帝把莫茜和阿比盖尔这两个女人安排得恰到好处。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近（都在波士顿附近），她们成了好朋友；也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远（不在同一个城镇），她们不能天天见面，只能通过书信互相倾诉。正是她们的文字为后世留住了这段历史。
马萨诸塞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清教是基督教派别中最保守的一支，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娱乐，甚至不能高高兴兴地庆祝圣诞节，好像只有苦行僧式的修行才能体现基督教的真正教义。但这种刻板、枯燥的教育没能遏制莫茜的天才。她从来没到剧院看过戏，因为波士顿没有剧院，但她却凭想象写了五部戏剧。她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诗歌，既有犀利的政治见解，又有浪漫的少女情怀。1805年，莫茜的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和结束出版了，这部长达三卷的著作是第一部由女人写成的美国革命史。
华盛顿驻兵波士顿城外的坎布里奇时，经常邀请阿比盖尔和莫茜到军营去喝茶、聊天，从与她们的谈话中受益匪浅。华盛顿喜欢成熟、有智慧的女人，他很欣赏她们的才华。两位女士也很享受与华盛顿的交往，她们还常向丈夫、亲友们“八卦”一下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阿比盖尔写信给在费城的亚当斯，对华盛顿的容貌、举止、品德赞不绝口，还找了一首诗来形容他的伟岸，搞得亚当斯吃了半天干醋。其实，阿比盖尔她们去军营，更多的时候是与另一个女人拉家常。她就是华盛顿的妻子玛莎。
玛莎没有阿比盖尔和莫茜的才华。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甚至写信时语法经常乱七八糟。她每次给阿比盖尔和莫茜写信，华盛顿都会亲自给她把关，省得让才女们笑话。实际上，他完全不必担心。玛莎非常聪明灵巧，她的温柔、亲切、简单、从容不仅征服了新大陆最强势的男人，也赢得了女人们的心。阿比盖尔对玛莎的评价很高，她说，玛莎在平平淡淡中让所有的人都爱上她。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玛莎都是个“小女人”。她身高1。55米左右，与1。88米的华盛顿站在一起，称得上“最萌身高差”。有人说，华盛顿是看中了玛莎的钱才跟她结婚的。这可能有点“小人之心”了。玛莎的财富确实让她很有底气，华盛顿也确实不会娶一个平民家的女孩，但他们同样都不会忍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事实上，不管是当时人的记录还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和谐、亲密、恩爱的“第一家庭”。
生于安乐长于富贵的玛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最大的“理想”就是守着自家的庄园，相夫教子，安度一生。在华盛顿没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前，玛莎从没离开过弗吉尼亚。1775年6月，华盛顿接受了大陆会议的任命，来不及回弗农山庄，直接从费城赶往坎布里奇接管大陆军。临走前，他给玛莎写了一封信，有点“矫情”地说：“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但实在推不掉，我最渴望的就是和你在一起。”玛莎很伤感，但她非常清楚华盛顿的野心，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况且，她也赞同丈夫的政治理想，愿意为他牺牲舒适的生活。
对波士顿的围困进入胶着期，战事一时半会完不了。当华盛顿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玛莎温暖的怀抱。1775年冬，华盛顿写信请玛莎来军营团聚。玛莎克服了她的“出门恐惧症”，在寒冬中艰苦跋涉二十多天才来到坎布里奇。这一路上，她第一次品尝到当“公众人物”的滋味。所到之处，各州各县的头头脑脑和他们的太太都忙不迭地招待，大献殷勤。玛莎明白，她那与世无争的清净日子永远结束了。幸亏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突如其来的尊荣不会受宠若惊。没人教给她怎样做“总司令夫人”，她的本色演出足以赢得人们的尊敬。
玛莎刚到军营的时候，战士们都好奇地赶来看“将军夫人”长啥样儿。她是不是美丽动人？她是不是雍容华贵？她是不是像公主一样骄傲？当他们看到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衣着朴素的玛莎从马车上下来时，还真有点大跌眼镜，觉得她配不上高大、威武、英俊的“将军阁下”。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小女人”似乎有一种魔力，把他们的总司令“管”得服服帖帖的。在她来之前，华盛顿终日严肃得让人害怕，冷得像块冰，好像人人欠他二百块。玛莎一到，华盛顿立刻放松了很多，脸上的表情也有了亲和力。有一次，一位年轻军官去向华盛顿报告点事。华盛顿问他今年多大了，他说20岁。华盛顿说：“你这点年纪就当军官不觉得太年轻吗？”小伙子紧张死了，结结巴巴地说：“我虽然现在很年轻，但我每天都在变老。”这时，他看到华盛顿扭头与坐在旁边的玛莎相视一笑。这个浅浅的微笑显然给那小伙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就说“我看见他笑了”，可见华盛顿平时有多严肃。
有玛莎在，军营有了女主人，华盛顿也有了主心骨，他把那些迎来送往的杂事儿全都交给玛莎。一到冬天休战的时候，军官太太们都来军中探亲，还有各地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也来拜访。华盛顿喜欢有女士相伴，但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难免东家长西家短地挑点事。一碰到这种主儿，华盛顿就以“军务繁忙”为由玩失踪，留下玛莎对付叽叽喳喳的女人们。玛莎总是亲切、耐心地倾听所有的诉求，把每个人安慰得舒舒服服的。
尽管玛莎在军营有很多应酬，但那绝不是她做的唯一的事。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缝缝补补”上。后世的美国人一提到玛莎华盛顿，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锻造山谷那个著名的冬天。由于供应极度匮乏，战士们缺衣少食，2000人冻饿而死。玛莎冒着感染疾病的风险，看望生病的战士们，给他们缝补衣裳，还带着军官太太们纺纱织布，为战士们送去温情。玛莎的身影就是母性与女性的象征。据说，华盛顿怕玛莎染病，不想让她去看伤员。玛莎说：“如果你放弃战斗，我就停止为他们服务。”
独立战争打了八年半，玛莎在军营度过了八个冬天，断断续续加起来将近五年的时间。她一般是入冬来，初夏走。她回忆说：“每一场战斗的第一声和最后一声炮响我都听到了。”她也许忘了，刚到军营的时候，每一声炮响都会让她发抖。这个曾经无忧无虑、小鸟依人的女孩，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和成熟。有人说，她的牺牲和奉献是出于责任感。但在拉法耶特的眼里，她的故事是那么浪漫。他说，玛莎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她疯狂地爱着她的丈夫”。华盛顿需要一双“温柔的手”，那双手永远属于玛莎。不管出于理智还是情感，玛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色的“第一夫人”。人们喜欢称她为“华盛顿女士”，而不是“华盛顿夫人”。一是因为“女士”是对贵族女子的特称，显示对她的尊重；二是因为“女士”更加独立，不是丈夫的附属品，以此表彰她对美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在军营中与夫君共度战火与硝烟的不止玛莎，还有其他的女士，比如诺克斯的妻子露茜弗拉克诺克斯，格林的妻子凯瑟琳（凯蒂）里特菲尔德格林，还有斯特林将军的妻子和女儿，斯凯勒将军的妻子和女儿，等等。女人们在军营中结成的“战时友谊”后来成了她们最甜蜜的回忆。
露茜18岁时嫁给24岁的诺克斯，一年后独立战争就爆发了。她出身于波士顿一个富裕的保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