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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邀请毛泽东赴广东的事，谢昌云原来和陈济棠提过。
陈济棠开始的态度是不积极赞成、但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广东本身对共产党并无过多所求，与之交往大多是看在了谢昌云的面上。但是当谢昌云随后把其中的长远考虑说清楚之后，陈济棠也就对这件事变得格外关心起来了，见一直没有动静还特意问过了两次。
“昌云，广东和四战区怎么办都好说，关键时老蒋那里，还是不要引起过多误会为好。”陈济棠首先点出了其中最要紧的地方。
廖广泽和王相礼本来是与陈济棠谈十二集团军补充方面的一些事，但谢昌云向陈济棠提起延安来的电报时并没有避开他们的意思，陈济棠也是当着他们的面表了态，所以他们也不好主动走开。
谢昌云道：“这件事我一会儿就向委员长报告，道理还是我向伯公说的这些，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陈济棠道：“我刚才想了一下，既然毛泽东是以参政员的身份来，不如我们干脆就以广东省府和参议会的名义正式发一份邀请，请陕甘宁特区其他几位参政员也一起同来，除了你因为和毛泽东是通家之好理应尽心操持之外，四战区就不用公开出面了，免得老蒋脸上不好看。”
谢昌云道：“伯公这个办法高明。我看就让方总参议以省府秘书长的身份和欣怡一起先去延安一趟如何？”
陈济棠道：“这个可以。昌云你先去打电话，等你回来我们再进一步商议。”
对谢昌云邀请毛泽东到广东，蒋介石感到非常突然和惊讶，甚至心中升起一股怒气，但却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来的道理来进行阻止。
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操纵制定了相关法案，使得任何不具备国民党认可的军政身份的共产党人员都不得在国统区从事活动，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就属于这个不被认可的范畴。
但毛泽东还有一个身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产党内共有七人拥有这个资格，所以往来国统区是不用受任何限制的。
“昌云，你何苦要如此轻率呢？这样会让我们国民党限于被动和纷争，也会让人对广东是否一心一意拥戴中央抗战而产生疑惑，倘若各地仿效，岂不局面难以收拾？”
谢昌云道：“委员长，我记得我曾经和您说过，我虽然与共产党和毛泽东有特殊关系，但我对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我不便对共产党直接表达我的观点，只能用加强交流的办法，让共产党看到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所取得的效果，并希望对他们能产生某些影响，在目的上与那些想利用共产党来获取某些利益的人是有根本去别的。我认为这样不仅对抗战、而且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都回有积极的作用。抗战以来，广东和我本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正是我们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主导力量、拥戴委员长为抗战统帅的体现，这一点上谁要有质疑就让他公开来找我好了，他如果不来，只要是让我听到了我也会找上门的。”
蒋介石道：“昌云，话不能这样说，只要不是祸乱根本，让人表达一些想法还是要允许的，这”
话刚说到这里，蒋介石突然觉得这好像应该是对自己说的，于是缓了一下语气又道：“邀请毛泽东到广东你既然决意已定，那就先按你们的想法准备，但消息暂不要公布，有些方面我们还要最后商榷一下。”
“是，委员长！”
谢昌云心想“听口气，蒋介石还不定会变出什么花样来。不过不公开阻拦毛泽东赴粤是肯定了的。”
听到蒋介石没有明确反对，又经过了一番商议，
第二天上午方鸿进和何欣怡等一行启程飞往了延安。
当天下午蒋介石给谢昌云打来了电话，说他已决定于毛泽东赴广东的途中，在南岳衡山先与毛泽东进行会晤，并且还进一步提出，所有的有关毛泽东赴广东的报道都要在他与毛泽东会晤以后才能公布。
蒋介石显然是想用这个办法来体现他的主导地位，并淡化毛泽东到广东参观的影响。
谢昌云本来就一直想促成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沟通，当然不便反对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就道：“委员长希望我能在其中做哪些努力？”
蒋介石道：“昌云你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会向毛泽东直接提出邀请以表现我们的诚意。届时你可以代表我去延安接毛泽东，并且告诉毛泽东，我会提前到南岳等候他。当然如果他愿意来重庆就再好不过了！”
谢昌云回头把这件事向陈济棠一说，陈济棠就笑道：“反客为主！表面同意但又暗设障碍，老蒋这个手段耍的聪明。这样毛泽东如果不答应和他在衡山先见面，也不便再到广东来了；如果答应了，毛泽东的广东之行就成了老蒋特意的安排。昌云，你估计毛泽东会不会同意？”
谢昌云道：“不好说，但蒋委员长如果要是能把会面地点改在韶关，我估计延安应该没什么问题。”
陈济棠道：“老蒋之所以要在南岳与毛泽东会面，一是要抢在前面争取先手，二是怕把地点选在韶关会突出了广东的中间地位，这是经过很深的权衡的，所以不要希望老将能改变决定。不然光是一个对会面地点的确认，就足以把毛泽东赴广东这件事无限期的拖下去，万一期间有战局或其他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件事就可不了了之了，结果是我们和中共都失了分。所以昌云你还是要设法与毛泽东进一步沟通。”
谢昌云道：“我认为委员长如果能和毛泽东会面，不管选在什么地方，不管谈的结果怎么样，总的来看都会对抗战有利。我这就去给延安发报说明我的观点。”
第二五六章轮回（）
中共中央于三月三日下午三点半钟收到了蒋介石请毛泽东赴南岳会谈的邀请。
经毛泽东、张闻天等紧急碰面之后，晚上七点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大部分与会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表示不能答应蒋介石请毛泽东赴南岳会面的邀请，同时也建议取消原来做出的同意毛泽东前往广东的决定。
也有诸如张闻天等少数人，倾向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就全国抗战局势和国共双方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商榷。
虽然是少数，但其中差不多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与多为列席人员为主的反对者也算是势均力敌。
归结到最后，实际上就要看毛泽东自己的态度了。
对自己赴西安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并不十分担心，蒋介石目前的策略是在稳定抗战大局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的发展，而且还有自己学生谢昌云的制约，所以毛泽东料定蒋介石目前还不敢起谋害之心。
毛泽东所要考虑的是去与不去两种选择，对共产党所会产生的利弊。
所以毛泽东抽了大半包香烟、见会议仍然没有统一意见之后，便提出来道：“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安全的关心，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我建议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以便我们能集中精力来研究其它方面。本来只是一个赴广东和赣南参观的事情，现在却弄到了国共两党对消除内战的态度如何的高度上来了，我们还有退路吗？是在政治上避免被动、还是通过较量来赢得主动？请同志们摆摆你们的道理，加以认真的分析判断。”
从毛泽东的话意中，其实已经可以听出他的倾向。
毛泽东刚说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就道：“我刚才又思考了一下，除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些因素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像谢昌云这样坚定支持我们党的党外同志或朋友的感受，他能不怕国民党的猜疑请毛泽东同志赴广东，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因蒋介石设置的障碍而退缩，无疑会对谢昌云造成很大不利。而谢昌云又是党外能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最大的一支力量，如果我们连他的处境都可以不顾，就会给赞成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带来各种疑虑，使之由积极态度转而变为观望态度，使我党已经开创的局面受到严重削弱。”
张闻天也接着道：“去年下半年以来，国民党逐步加强了对我们各根据地的封锁，在其控制区也对我党活动加以多方限制，但是唯独陕甘宁特区是个例外。究其原因，除了我党反击国民党进攻的态度坚决之外，特区具有开放的经济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了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军事手段相结合向外发展，是我们打破国民党封锁和限制的最佳方式。泽东同志赴广东参观考察，是我们在政治上打破国民党封锁的一个主动出击，蒋介石提出要在这之前与泽东同志会面，是对我们出击所做出的堵截。是击破他们的堵截、还是退回到我们的出发地，两者之间的结果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王稼祥和张闻天对自己观点所做的进一步说明，比他们一开始所做的发言更深入了一些，道理非常的充足，引起了许多人都注意和重新思考。
而王明虽然已经无力再与毛泽东争夺中共领袖地位，但依然保持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态度，于是他向周围看了一下，以高出其他人的声音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道：“虽然泽东同志与蒋介石会谈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如果什么也谈不成，我们反而会重新陷于被动，与其没有让会谈取得成功的把握，我们还不如不走这一步。而且去广东也是同样，只是去走一走看一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谢昌云在广东搞的那一套能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借鉴的？难道还能比苏联的经验更好吗？”
原先反对的人当中，有几个人因为毛泽东排除了安全因素暂不考虑，正感到拿不出有力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经王明的提示立刻找到了依据，于是从另一方面又活跃起来。
会议再次陷入激烈争执当中。
毛泽东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悦。这几个人虽然是出于各种打算无意当中附和了王明，甚至有继续担心毛泽东安全的因素在里面，但对于这种在关键时刻掌握不住根本立场的人，毛泽东还是决定敲打一下他们。
只见毛泽东使劲的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将将吸进腹中的烟气一吐而尽道：“苏联的那些我们学不起，也没有那个环境来学。苏联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前，俄国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但我们的革命主要依赖的是广大的农民，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正是根据我们和苏联在革命的基础力量和对象存在很大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谢昌云所推行的做法既有分歧、但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互相借鉴的呢？要是按王明同志的说法，我们和南华公司搞的那些联营体岂不是要解散？或者是干脆把它夺过来算了，让我们共产党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官僚资本主义的敌人，还要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我看到了那一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捆住了，蒋介石也不用和我们坐在一起来谈了。至于我们这次和蒋介石谈什么、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与谈不谈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有些同志不主张谈，这是变相的逃跑主义，因为你们害怕与国民党的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有些同志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因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反攻立场。这两种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我们答应蒋介石，等于是避免了政治上的被动；在会谈中提出我们的最基本要求、公开申明我们最基本的纲领，则是取得进一步主动权的必要手段。至于蒋介石会不会让步、会让多大的步？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从策略上来说，也不是不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利益。西安事变时，我们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把它改为了联蒋抗日，因而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而且对这一点全党是有一致共识的。因此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是我们最根本的斗争手段。”
毛泽东尖刻的评击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立刻平息了会场的争论，并主导了会议的方向。
方鸿进和何欣怡到达延安之后很快就与毛泽东见了面，分别向毛泽东转交了陈济棠和谢昌云给毛泽东的信、并征询了毛泽东对前往广东参观行程方面的主要意见。
接着，方鸿进和何欣怡又与中共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具体安排开始了磋商。半个下午的会谈进展的十分顺利，但是晚饭之前，原定晚上继续进行的会谈被临时取消了。
得知了情况变化的原因之后，方鸿进与何欣怡只好耐心的等待着中共做出新的决定。
到延安后一直没有闲下来的何欣怡，也正好借此机会与公公婆婆和贺子珍谈起了家常。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谢茂学就问道：“欣怡，如果毛主席去不成广东，你和昌云的意见是我们继续留在延安呢？还是和你们一起回去？”
何欣怡道：“爸，我来之前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一切都是按毛主席能够成行来计划的，考虑到时候飞机可能坐不下，准备先把您和妈接回去。可现在出现了意外，昌云也没说怎么办，但是我自己考虑如果毛主席暂时不能去广东，爸妈还是留在延安住一段时间比较好，免得造成一些其它的不利影响。”
谢茂学赞许道：“欣怡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打算的。蒋介石从中作梗，我们决不可被他牵着走。要是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再辛苦一趟把岭儿接来，我们在延安就多住上一些时日。正好还可以让昌敏也来延安看看。”
贺子珍道：“是呀！我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昌敏了，真想早一天见到她。本来这次我还想回趁这次到赣南的机会回家乡看看，给父母上个坟，再让昌云把我妹妹贺怡从新四军贵溪办事处接来见个面。现在情况一变，也不知能否如愿。”
何欣怡道：“婶娘，不行您就和我一起走，然后我陪您到去赣州。等您把要办的事情都办了，我再把您和岭儿一起送回来。”
贺子珍道：“这也是个办法，不然我的心总是放不下来。”
不过几人议商议的这些办法都没有用上。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终于以绝大多数人赞同、极少数人保留意见，做出了同意毛泽东赴西安与蒋介石会面的决议，并针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这时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钟了，还在毛泽东家等候消息的何欣怡立刻赶到了招待所，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鸿进。
在对毛泽东的行程安排做了重新调整之后，方鸿进和何欣怡于三月五日带着谢茂学夫妇陪同贺子珍母女先期离开延安。
三月十日凌晨三点多，谢昌云乘飞机才韶关起飞，于上午八点三十抵达了延安。
谢昌云没有离开机场，两架在机场仅停留了十分钟，等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等人上了飞机之后便立刻又起飞了。
同时华南空军的六架p…40战斗机也从长沙机场起飞，准备在豫西上空接应专机并进行护航。
两架dc…3客机去年就更换了1275马力发动机，飞行时速还略高于日军九六式战斗机，如果不是正面堵截，日军飞机基本上对dc…3构不成多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