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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叫黄克诚将军难堪的是1933年的团村战斗。
那天太阳很大，阳光很好。红军在团村将进犯之敌一个师击溃，随即追击敌人。溃敌退守在一个寨子里，黄克诚和师长张锡龙在阵地上观察敌人，哪晓得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突然一发子弹『射』来，把他的眼镜震落地上。黄克诚急忙掏出身上备用的眼镜戴上一看，吓了一跳，师长张锡龙躺倒在地上，脑袋上鲜血淋漓，一颗机枪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自己那副眼镜也是这颗机枪子弹击落的。张锡龙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红三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不已。
彭德怀闻讯后大怒，他批评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长征路上的“反对派”
“黄瞎子”、“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喊得平易近人，喊得亲密无间。
其实在战争年月，黄克诚将军的这个绰号给人们留下的内涵恰恰相反：“黄瞎子”不瞎，“老头”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在战争年代，黄克诚部属谈到他时，一般都以“老头”称之。有一次，『毛』泽东问：“黄克诚多大了？喊他老头！”其实那时黄克诚将军才四十出头。“老头”者，就像国民党称蒋介石“老头子”一样，表示特别敬重他。）在一堆黄黄的有着一股霉味的材料里，笔者翻到如下的记载：
1930年，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
1930年6月，红五军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原已决定任命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后取消任命，让他继续留任支队政委。
1931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黄克诚被撤销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调军团司令部任秘书。
1931年12月，黄克诚被重新起用，调任红军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
1932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7、8月间，因部队整编，红五军番号取消，黄克诚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同年10月，上级撤销他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宣传部长职务，下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
1933年4月，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委，接着被任命为第四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10日，红一方面军在扎西整编，取消师一级建制，黄克诚改任红三军团第十团政治委员。同年3月，黄克诚被撤去政委职务，随军反省。后经他一再要求，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长征红三军团到达西昌时，军团教导营营长彭绍辉接替黄克诚的军团侦察科科长，黄克诚调任教导营政委。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接着，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
1936年初，黄克诚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参加东征。东征回师后，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从1930年到1936年的六年间，黄克诚四次被降职。对黄克诚来说，那是一段阴暗倒霉的日子。命运带给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望，而不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希望。是的，他是未来的大将，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军衔，而在于他不向命运屈服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第一次撤职是1931年9月，黄克诚由师政委被降到司令部秘书，秘书虽然无大小，在当时来说最多只能算个营级，降了五级。
第11章 黄克诚：戴金边眼镜的大将（2）（）
这年冬天，一股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就是所谓的打“ab团”。上级肃反委员会给黄克诚送来了第三师“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捕人。黄克诚发觉，被写上“ab团”黑名单上的人都是红军中的战斗骨干。哪有那么多“ab团”分子呀？这样搞，会出大『乱』子的呀！他想不通。
黄克诚知道硬顶的办法行不通，即使自己不肯捕人，肃反委员会也会自行把人抓走，于是他把肃反委员会通知要抓的人送上山躲藏起来，每天派人上山送饭吃。打起仗来，他派人叫他们下山，回各自的部队参加战斗，打完仗马上再上山躲藏。这些上黑名单的“ab团”分子明知一旦被捕生命难保，但他们打起仗来照样勇敢，照样冲锋。
在一次战斗结束时，准备上山躲藏的一位同志尚未来得及离开，被肃反大员抓住杀掉了。肃反委员会因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把他抓起来审查。幸好此事被军团长彭德怀知道了，他拍着桌子质问肃反委员会凭什么抓人？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无言以对，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不准他再带兵，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50年后，黄老收到了一封信。来信的是一位江西人，探问他的一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去的叔叔的情况。黄老回信说，那位烈士很英勇，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了。之后他对家人说：“为了安慰问询者，我没有对他讲真话。那是被自己人杀了呀！”
第二次是1932年10月，上级撤销了黄克诚师政委职务，调任营政委，同样降了五级。
1932年初，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在田村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部队渡过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对他的批判。军政委贺昌多次找他谈话，说服他认错。黄克诚竟回答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
黄克诚将军以后回忆说：“贺昌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同我之间多次因意见不合而争论，但从不因此而打击报复，该争的争，该配合的照配合，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
同年10月，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黄克诚再度被批判。因为他直言王明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上级认为他的态度不好，不适宜带兵，撤销了他第三师政委的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他宣传部长的职务，将他下放到教导营任政委。
1933年4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3年9月间，蒋介石纠集了100万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以上。这期间，黄克诚向军团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屡次向上级建议而不被采纳的情况，他恳切地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红军。
彭德怀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赶出红军了。”
黄克诚说：“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说：“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地说，很快人家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地说：“如果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第三次是1935年，任团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随军反省。后担任侦察科长，降了一级。
1935年2月，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半年来的形势。他了解到，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大多被打散，许多着名领导人相继遇害牺牲或下落不明。
他联想到，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很大损耗，长征后，到强渡湘江时，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此后又经一路苦战，两夺遵义，又有伤亡和减员。
他认为，红一方面军再也经受不住这样巨大的损耗了，他深感珍惜当前尚存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应尽力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他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由于他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同领导的谈话又被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负领导工作，尤其不能再带兵了。
于是，黄克诚再次被撤销职务，让他随军反省。经他一再请求，后来任命他担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第四次，是任教导营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成为3万名红军士兵中的普通一员。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候，袁国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王平上将回忆说：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就是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人讲在行军休息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
事后我们才知道，黄克诚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
当时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只好拿黄克诚来开刀。
黄克诚对自己屡次受批判和撤职处分虽然不能理解，但他并不因此沉默。在雪山、草地的艰苦跋涉中，他仍不断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有时直接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
到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便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
有一次，上级让他审判处理一批掉队和讲怪话的干部战士。黄克诚坚决不同意，他说，在情况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一些同志因体力太差而掉队，不能认为是叛变逃跑；尤其是那些伤病的同志，更是情有可原。而个别同志偶尔讲几句怪话，发点牢『骚』，算不得什么大问题。他还说，下面同志讲怪话、发牢『骚』，不能全怪他们，这和某些领导同志搞特殊，不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
黄克诚这番实事求是的话语被认为是“狂妄”和“不服从领导”，于是，他再次被撤职，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一支衣冠不整、装备残破的由农民为主组成的军队中，突然出现了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瘦个子，他一会儿指责这样做不对，一会儿批评那样做不行，其后果会是什么呢？
黄克诚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这位戴金边眼镜的瘦个子红军，终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45年以来，在『毛』泽东延安窑洞的案头上不断出现署名“黄克诚”的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更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山东应调三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人至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华北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我认为目前我党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预，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1945年9月13日
这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日本投降不久，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率第3师主力一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2师会合，以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在回师东北途中，即9月13日，黄克诚看到了中央转发的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东北情况的电报，得知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已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他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饶漱石不同意发这个电报，黄克诚即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和军委发了这封电报。
6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东北的军队已达10多万人。黄克诚的建议，无疑对中央确定派重兵到东北起了一定作用。黄克诚将军晚年回忆说：“中央当时已经决定派部队到东北去，但派10万人这样多的部队到东北去，还是我首先提出来的。”
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1945年11月26日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1945年12月17日
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1945年12月17日
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多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和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
1945年12月29日
上面是黄克诚将军率新四军3师3。5万多人到达东北后给中央发的部分电报。
当时东北有三个叫得很响的口号，一个叫“独霸东北”，一个叫“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有一个叫“最后一仗”。中央包括『毛』泽东『主席』，东北局领导包括彭真、罗荣桓等，不断指示进关部队迅速夺取大城市，与进关的国民党军决战。
『毛』泽东『主席』还电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作战方案，由林彪或罗荣桓指挥，调部队至山海关、兴城的西面隐蔽集结，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正面部队与敌主力决战，从而“一战解决问题”。而黄克诚将军则清醒地来了个“七无”，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提出了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据说，『毛』泽东12月28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黄克诚将军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因为他能够认清别人认不清的目标，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
黄克诚和林彪——英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