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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一下子被他的这一举动吓蒙了，一个个瞪着眼睛，举着枪竟忘了『射』击。
等他们清醒过来，两声巨响，铁丝网已被崩掉一大片。趁着浓烟，王万成和另一位爆破员一连炸掉了几个碉堡，为攻克敌核心工事扫清了障碍。
爆破攻城并非17师的专利，但这种特殊的战术手段却是由他们丰富完善并推向极致的。他们在捆扎炸『药』包、选择突破口、掩护冲击、如何炸地堡、如何炸钢筋水泥工事、如何炸高楼等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经验，将每一块砖、每一道门、每一座楼都变成了敌人死亡的媒介物。
谈起当年的攻坚战，年逾古稀的龙书金将军至今仍充满了自信和自豪。
我们打攻坚主要靠炸『药』，靠爆破，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和创造『性』。
炸『药』的来源主要是日寇留下的飞机炸弹。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炸『药』包，罐头盒、子弹箱、瓦罐、铁锅，把炸『药』装进去，密封好，『插』进雷管、导火索就成了。甚至连衣服把炸『药』包一包，扎一扎，也成了炸『药』包。
其他部队当然也会爆破，但没有我们这么普遍，这么普及。我们这支部队人人都会用炸『药』包，炊事员、卫生员、干部都会玩两下子，不但会用，而且用绝了。攻城用炸『药』，过沟也用炸『药』。比如一条沟，先在这面放一包炸『药』，这面土塌下一半，再在那面放一包炸『药』，那面土又塌一半。一条沟不就填平了？
打攻坚，沿着街道冲锋，敌人机枪一封锁，你就没治了。用炸『药』可以通过房子打进去。因此，攻坚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炸『药』包。什么坚固的工事都挡不住炸『药』包的威力，什么复杂的地形都挡不住炸『药』包的进攻。
在攻坚时，一条条街道、胡同，一座碉堡和大楼，到处都跃动着抱着炸『药』包的身影。前边倒下了，后边再上；再倒，再上。我们的战士太勇敢，越杀越勇。那仗打得呀，用嘴说不明白。一条街一条街往里打。
四平这一仗我们这个师打得最苦，共伤亡近4000多人。伤亡最多的一个连队只剩下了7条枪。部队撤退时，上级要我们打掩护，50团全团人集合在一起，也只能组织一个连。战斗结束后，林彪特意指示，把东北军区的9个警卫团的第一连（包含军区警卫团）补充17师。那时一个部队的警卫一连都是最能打的连队。可见我们打得多惨。我们师就是这一仗打出了“攻坚老虎”的威风！
从此，林彪开始对这支部队刮目相看了。
林彪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
对于林彪来讲，在东北战场上最遗憾的一场战斗就是四平攻坚战。我1纵和7纵奉命围攻四平，经过12昼夜空前恶战，逐屋争夺，终于啃下了半个四平城，而最终因敌南北援军将至而不得不停止进攻。结果，此役我军付出了13万人的伤亡代价，被迫放弃即将到手的四平城。
林彪不愧为林彪，当他在检讨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时，及时想到了一个对今后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四平攻坚战的失利除了对敌人实力估计不足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部队善于野战而缺乏攻坚经验。
龙书金将军说，打过四平后，林彪在哈尔滨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城市攻坚问题。
龙书金回忆道：“林彪两道眉『毛』很浓，穿一套旧军装。会议休息时，他问我，打四平，你们一个营打一条街是怎么打的？我说，一个班分成几部分，先打一个手榴弹，爆破队就趁着手榴弹的烟幕冲上去爆破，爆破成功后，突击组再上去……”
林彪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
“会议总结时林彪讲话。”龙书金说，“想不到我们的打法被林彪总结成有名的‘四组一队’。”
什么叫“四组一队”呢？龙书金将军引用林彪那次讲话说：“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运输组和预备队……提出‘四组一队’主要是提醒大家：突击连队要分工，小组互相掩护，互相配合，至于实际运用，应根据具体目标。同志们提出三个组、五个组，也有将机枪组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战斗班的，我想今后也可能不一样的。”
由此，17师在四平攻坚战中的经验引起了整个东北部队的重视——“攻坚老虎”跃然而出了。“四组一队”的经验后来在东北部队普遍推广，为我军城市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营打一条街的经验。过去我军攻坚都是一个团打一条街，伤亡大，收效小，而龙书金打四平的体会是，城市攻坚，楼房林立，街巷纵横，我们的兵力展不开，敌人的兵力也展不开。组织得好，一营的兵力打一条街足够了。
龙书金将军说，林彪提出的研究城市攻坚问题，确实抓住了我军在东北战场战略转变时期克敌制胜的要害问题。1947年5月，初步掌握了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转入了对国民党的战略反攻，四平攻坚战就是战略反攻的第一仗。这一仗暴『露』了我军先天『性』的弱点，缺乏攻坚能力，尤其是大城市攻坚。『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一直是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中与敌人较量。而现在，『共产』党人军队发展了，强大了，开始反攻了，可以凭实力和对手争斗了，因此攻坚方面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林彪在制定战略反攻方针的同时，没有忽略战术手段的变化问题。林彪及时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并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克服这一弱点。这是林彪的过人之处。
龙书金将军继续谈对林彪的印象：“林彪这个人我比较熟悉，红军时经常在一起。他这个人平时话不多，比较严肃。他不像彭德怀，一有空就下部队，到团、营、连到处跑。他不，待在机关看书，想问题。做报告时有一个特点，红军战士都知道。开始声音很小，像蚊子哼哼，站在最后面的人一点也听不见。于是，大家竖起耳朵，集中注意力听。而这时他的声音慢慢地放大，越来越大，声音放到最大时，他的报告就结束了。”
我军唯一的短臂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冬天，武汉总医院外科手术室。
龙书金将军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左手手臂伸直作握拳状。一位戴着蓝『色』手术帽、白『色』口罩的中年医生轻轻地解开缠绕在他左臂上的绷带，嘴里连连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映入人们眼帘的一段手臂像干枯了的丝瓜，上面有一块像花生那么大的疤痕。
这是一次只有50％把握的外科手术。手术过程就是把骨折部位割开，用一根钢条把两根断骨接上，再用四颗螺丝钉固定住。备皮、消毒、麻醉、开刀，鲜红的血向下流淌，粉红的肌肉翻转着，白『色』的骨头『露』了出来……
“什么子弹？那么厉害，把骨头都打断了。”
“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
“多长时间了？”
“十多年了。”
“为什么不早接？”
“……”
为什么？为什么？
龙书金没有回答医生的问题，他笑了笑说：“到了南方，天气热，里面很痒，我就把夹板拿掉，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晚了，是晚了。
手术后，龙书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手臂打上石膏，里面很痒，他就在石膏上挖个洞，搞根棍子伸进去抓痒，好舒服啊！一个月后，当医生把石膏弄下来时，他清楚地感觉到里面“咚”的一声，骨头又断了。
医生说，太晚了，里面的骨头已经锈了，就像铁锈了一样，没有再生能力了。
手术失败了。医生要再开一刀，把里面的钢条和螺丝钉取出来，龙书金将军说：“算了，又要割一刀，太遭罪了。”
就这样，那条4寸长的钢条和4个螺丝钉在他手臂内生存了40个春秋。
龙书金将军对我说：“你『摸』『摸』看，还能够『摸』得出来呐。”
我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摸』，心中却颤抖着。
我想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或断臂或独腿的残疾将军，他们是：
上将贺炳炎，1935年，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失去右臂；
上将彭绍辉，1932年，在反“围剿”中失去左臂；
中将余秋里，1936年3月，在长征途中失去右臂；
中将晏福生，1936年，在长征途中失去右臂；
少将左齐，1938年，在伏击日军的一次战斗中失去右臂；
少将苏鲁，1949年，在解放战争中失去左臂；
少将陈波，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失去右臂；
少将彭云清，1938年，在抗日战争中失去右臂；
少将童炎生，1944年，在抗日战争中失去右臂；
然而，这里却没有“龙书金”的名字。
但龙书金将军的左手手臂确确实实是断的。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
第35章 梁兴初：“万岁军”军长（1）（）
狮子统帅的绵羊军队总要比绵羊统帅的狮子军队强。
——拿破仑
彭大将军临危受命，四路劲旅并进入朝
秋风送爽，金菊飘香。
1950年10月4日，中南海颐年堂。
虽然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盛大庆典已过，但整个北京城乃至全中国仍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彩旗飘扬，标语满墙，人人喜气洋洋……而这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气氛却迥然不同。
『毛』泽东『主席』脸上阴沉沉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其他政治局成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也都正襟危坐，表情严肃。他们正在为朝鲜半岛局势忐忑不安，并试图找出扭转这一局势的方案。
三个月前，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空海部队以联合国名义纠合十几个国家出兵朝鲜，并派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中国领海台湾海峡。
前不久，也就是9月15日，“联合国军”一支海军陆战队在北朝鲜战线后面的仁川登陆，同时从朝鲜半岛东南端的釜山防御线发起进攻。
随着“联合国军”向北推进，斯大林通知北京，金日成将军不得不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流亡『政府』。
朝鲜半岛的危难局势牵动着共和国领袖们的心：中国『政府』是袖手旁观呢，还是出兵支援？
据事后披『露』，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
一是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其理由是：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国内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尚不充分；部分军民存在着厌战情绪……
另一种看法是积极出兵援助朝鲜，理由是：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支援朝鲜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也和中国人民切身利益密切关联。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位迟到者，默默地坐在一角，他是彭德怀。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是作为特邀代表被紧急召入京的。当时这位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正在西安忙于制定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宏伟蓝图。10月4日下午，刚下飞机的彭德怀带着西北建设规划草图走进颐年堂会议室时，才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的抉择。
四天后，『毛』泽东『主席』就发布了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愕然了。
虽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已经知道了中央对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虽然那次会议后『毛』泽东曾找他个别谈过话，提出了由他挂帅出征的初步意见，但当他真的接到白纸黑字的命令时，还是感到思想准备不足。
他并不是对出兵朝鲜没有思想准备，而是对自己担此大任没有思想准备。
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一直十分关注发生在祖国家门口的这场战事，并及时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在西北局一次讨论国际形势的会议上，他曾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怕什么。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胜利晚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可以找到借口，我们搞建设也不安稳！”
当时彭德怀认为，林彪是统率出兵朝鲜的最佳人选：第一，林彪年轻能干，指挥打仗有一套，尤其是三大战役，他打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从军事角度上讲完全可以胜任；第二，朝鲜和东北相邻，气候、地理、人文条件大体相同，而林彪指挥的四野部队在东北战场打过四年仗，对那里的情况完全能够适应。
同时，他也注意到『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是这么考虑的。早在7月，中央军委就做出了急调13兵团开赴东北，加强东北防务的决定。13兵团正是林彪四野的主力。
然而他没有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林彪病了，他向『主席』请假到苏联治病了。
由此，彭德怀临危受命。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自己对受命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还不到五天。
10月4日上午，北京派飞机到西安接他时，他还以为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讨论制定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到北京后，邓小平去看他，才知道讨论抗美援朝问题。
10月8日，彭德怀带着『毛』泽东刚签发的命令，大步走向飞往沈阳的飞机。这时，他才想起让秘书给他爱人浦安修发个电报，但飞机已经发动了。
急匆匆，一切都是急匆匆。
10月9日上午，在沈阳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彭德怀召集了入朝参战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彭大将军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来和同志们见面，马不停蹄，仓促上阵！你们这支部队，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呀！”
10月11日，彭德怀抵达安东，听取了13兵团领导关于战争形势和预测报告。他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四个军一齐入朝的电报。
10月13日，彭德怀和高岗匆匆乘飞机赶回北京，讨论苏联不出空军我军单独入朝问题，并与『毛』泽东『主席』重新研究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10月15日，彭德怀从北京飞回安东。次日，主持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
10月18日，『毛』泽东『主席』来电请彭德怀、高岗到北京再商谈一次。晚9时多，中央下发了19日晚渡江入朝的正式命令。
10月19日，彭德怀从北京飞回安东，传达了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并就各部队的入朝时间做了最后安排。
这天夜晚，冷雨霏霏，寒风飕飕，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入朝的四个军齐头并进，跨过鸭绿江，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四路大军分别为：由温玉成率领的第40军由安东过江，向宁边、球场、宁远地区运动；由吴信泉率领的第39军从长甸河口过江，向龟城、泰川地区前进；由吴瑞林率领的第42军和梁兴初率领的第38军由辑安渡江，向礼仓里、五老里地区运动。
人民军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