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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1956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195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1959年上半年和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1957年以后牢牢地保持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1959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1959…1960年的继续显然没有群众基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1。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1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80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本题范围之内。
本文是作者1989年3月至4月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
第3章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
节录邓力群
关于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部分，是乔木同志去年七月写出并基本定稿的。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认为很好。原来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看了稿子的同志也不满意，归根到底是起点太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乔木同志重新写过，起点就很高。这里首先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这些论点是经过反复核对，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文字，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主要的论点。这些论点列举出来，就使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即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同文化大革命前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些论点，最核心的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不只是要进行一次，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出来之后，别人把它们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这个概括，『毛』泽东同志是认可了的，同意了的。后来长期使用这样一种概括，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提到新阶段的高度，可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竟被说成是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决议》列举这些论断之后，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跟自己打架。如果自己原来错误了，后来自己改正了错误，这种打架是前进了，好处理。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一出来，就否定了他自己过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且一直坚持下去。六中全会期间请党外人士对《决议》草案提意见。有的党外人士认为，《决议》是一个杰作，表现在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起草小组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找到这个出路的。乔木同志煞费苦心，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思苦虑，最后形成了上面那段文字。讨论中间和《决议》发表以后，许多人讲，这样一来，更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这样说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顺理成章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就更能为大家接受了。
第20节从四个方面批评这些主要论点。用语很重、很有分量，又是科学的、有分寸的，甚至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用他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
第一条说没有事实根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个混淆了是非，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话。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这还不严重？可是没有用颠倒是非这个话，又是很有分寸的。
第二条，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的混淆，也是他的语言。领袖混淆敌我，确实严重，可是并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敌为我，认我为敌。
第三条，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给斯诺讲，说这里也是独立王国，那里也是独立王国，只有直接诉诸群众。但是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讲的是脱离，没有讲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反对了群众，压迫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到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小平同志再三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事实证明，对这样的评价，反应是很好的。
讨论中也有的同志讲，现在的批评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旧社会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这一段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不是遵循旧的道德观念。该批评的都批评了，有些细节略而不写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是事实，《决议》里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要是有人问，为什么重用？这就属于枝节问题。批林批孔，结果批评周恩来同志。《决议》讲，『毛』泽东同志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讲到这里就行了，其他也略而不提了。
这里涉及到用不用路线的提法，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小平同志讲，这里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经过反复考虑、反复讨论，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包括写历史上的错误，例如内战时期，说王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有同志主张，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不好吗？现在没有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观察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错误，难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提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左右，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左右。
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三段，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这里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的斗争，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抵制。这部分按照历史的情况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哪一段里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做过好事，对党有过贡献，不能因为有严重错误就忽略这些东西。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有的外国友人说，一方面讲错误，同时讲贡献，表示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而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面貌，严重错误不含糊，可是做了好事，对党对人民有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第23节有二三百字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全会讨论过程中间，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出于好心，想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当然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而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这些原因和条件消失以后，再像1966年到1976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很困难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