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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总长的话，谁敢不听，平局就平局吧，反正我们是看不出门道的。没有错，围观的人中间，没有几个人可以真正看清双方的比武过程，两人偶尔几下的拳脚相交，其实张荫梧是吃了亏的；赵天一的武功里面，除了自己家传的一些东西之外，三大侍卫高手：祁县高升祯的戴氏心意拳、平凉崆峒派张正军的奇险辛辣、沧州八卦门高义成的厚实稳重也都先后对他有很大影响。在“震”字诀上，赵天一修炼的可以说已经初窥门径了，他这是在家传硬功，加上戴氏心意拳中有关“遇敌犹如火烧身，硬打硬进无遮拦”之精义，以及崆峒派七伤拳中刚猛之意，加上八卦门中以柔克刚的意境，练成了属于自己特点的“震”字诀武功。往往在和对方交手时击发，攻击者施力越大震荡就越厉害，等于是两个人的力量打一个人；有一点金庸里面慕容氏“以彼人之道还彼人之身”的意思，如此反震之下，张荫梧能不吃亏吗！
经过这一次的比武之后，张荫梧安分了很多，不过没有过几天他又去找赵天一，缠着他想让他做老师，教自己拳脚。赵天一哪里有时间玩这个，马上将他交给三个侍卫，结果没有用几天张荫梧就自己不再找来了，因为他满身都是伤！学师最后没有学成，但这家伙和赵天一倒是熟络了很多，没有多久就升中尉了，气的白崇禧、陈长捷几人见了面就数落他不够意思。今天正好轮到张荫梧值日，见到参谋总长要资料，他马上吩咐让人将有关远征军的作战计划修改部分拿到总长办公室；完了还不放心，自己又去跟催，看着参谋人员将资料送到总长办公室。
赵天一在办公室看了一会儿资料，修改了几处地方，完成之后就来到外面散散步。正好碰到张荫梧，这家伙看到总长走过来，也不躲开，直接迎上去敬完礼之后就问开了，“总长，外面远征军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了”？看赵天一拿眼睛白他，就赶忙解释到：“刚才送资料时我看到封面上远征军几个字了，再说了，总长不也要求我将编号一〇六六的资料送过来吗！一〇六六号资料我们几个见习参谋都知道是什么内容，所以我就猜是远征军有什么行动”。看赵天一没有发火，张荫梧就继续大胆地说道：“总长，我们几个人来参谋总部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可是听说了，第一期的张自忠、傅作义、孙楚等几位学长，他们在总长身边待了很短时间就去部队或者其它地方了。您看我们几个是不是也可以到外面部队去了，这不远征军这次的行动也就是一个机会，我看。。。。。。”。
“这是你个人的想法，还是你们几个人的想法”？赵天一打断张荫梧的话，漫不经心的很随意的问到。但这话听到张荫梧的耳朵里，就像是打雷一样，他赶忙立正回答：“报告总长，这只是荫梧个人的想法，和他们几个没有关系”。担心参谋总长生气责罚白崇禧他们，张荫梧连忙解释到；这确实也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没有和几位同学商量过，今天见到总长就觉得是一个机会，先说出来了。但总长刚才的问候，似乎有些不满意，好像并不是很同意他们下部队；张荫梧虽然不解，但不敢再问了。其实赵天一的意思是，这几位在后世带兵打仗都还不错，让他们在参谋机关多待一段时间，增加参谋知识，这对后续的作战指挥很有帮助。当然，对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去向，赵天一也有了打算，比如后世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就准备让他到美国西点军校再学习四年，成为能够独当一面、智勇双全的人物。也就是即懂得参谋谋划，也能够带兵打仗，而不要只和后世一样，是一个只能蹲在参谋部里，对着地图论战斗的将军。
看张荫梧有些紧张，赵天一就没有再准备责怪他什么，而是向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对还在立正的值日官说道：“什么事情都需要打好基础，你们现在就是在做这种事情；不要小看它们，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它对你们以后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后面的话语随着赵天一的远去声音已经不是很大了，但张荫梧还是听清楚了，因为，那话语就像是在他耳边，很清晰。
回到办公室的赵天一，没有再去考虑张荫梧几个人的事情，那些早已经有了定论；什么时候谁去哪里，担任什么职务，都已经拟好，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一般都不会有变化。不过这一次，到底会不会有变化，现在还不清楚，只有等到那一天才知道。处理完远征军的作战计划问题，赵天一叫人发走以后，他又给新疆的杨增新、周务学、潘涛三人去了一份电报，要他们在关注外蒙地区的科布多、乌兰固木地区驻军，以及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加紧渗透（当然是暗中）之外，还要注意国境外西面的情况，比如遥远的土耳其帝国以及俄国东部和新疆交界的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等三个汗国的形式，随时能够出兵协助在西亚的远征军行动。
给杨增新、周务学发电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新疆军政方面的实权人物；发给那个叫潘涛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也是一个大人物？没有错，那也是一个大人物。潘涛原本是暗影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在处理和解决甘肃地方民族问题以及西藏，新疆的一些棘手问题时，非常的果断。其对事件的判断、分析、应对方法很是受到了包括陈子华、李树峰等人的推崇，认为他在军队方面更能发挥特长。于是被赵天一特批由暗影转入部队，就近进入了西北军区，成为新疆省特别部队（坦克、自行火炮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随着能力的体现，最后更是一跃成为军方在新疆的第一人，指挥着新疆七个师的部队，更是连空军也一起管辖。当然，在军队的调动方面，名义上他还是要听从新疆将军杨增新的命令。
当天傍晚，回到家中的赵天一，却突然第见到一位也算是熟人的客人来访，这个客人在他家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来人是谁呢？是已经改名为蒋介石的蒋志清，他从上海专程赶到北京来找他，还携带了新国民党党魁宋庆龄的亲笔信。原来宋庆龄是来向他问计来了，不过信里面虽然是有“请指教”的意思，但最后却是希望赵天一能够伸出援手，显然她自己已经有主张，只是希望赵天一能够帮助她一下而已。蒋介石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不过他还有寻求赵天一再指导和开导的意思；自从上次离开孙大炮，追随到宋庆龄的身边，蒋介石没有少挨孙大炮的责骂。明的，暗的，报纸上的，书信里的等等。孙大炮希望自己的这位学生能够迷途知返，改邪归正，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但感情和事业双重“中毒”已深的蒋介石，硬是拒绝了孙大炮给的机会，毅然留在上海。之所以说他感情“中毒”，是因为知道了二姐和孙大炮分道扬镳的宋三小姐，经常会从美国写信回来给二姐，在问候完毕的时候，信的最后总会不经意地提到我们蒋介石同学，对他站在二姐这边的行为是大加赞赏，我们的蒋同学自然会感情“中毒”。
第二卷 一战风波第二六四章 没有小事（2）（）
第二卷一战风波第二六四章没有小事（2）
宋庆龄在给赵天一的信中，提到了一点建议，那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到上海和前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进行一些接触，以表明政府对新国民党与前同盟会的区别对待。这一点赵天一倒是很赞同，如果袁世凯政府能够这么做，最起码国内的各政治派别和广大的民众就知道总统和新国民党冰释前嫌了，这对于稳定国内局势，打击孙大炮之流的反对派组织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只是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就有些麻烦。要处理这件大事，蒋介石的个人“小事”就被赵天一放到了后面；其实他也是有推脱的意思，因为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在派人去上海的问题上，袁世凯政府和赵天一估计的一样有些犯难。说实话，新国民党虽然已经不反对袁世凯了，但总统本人并没有把这个党派放在眼里；已经因为几次对日战争的胜利，加上远征军在西亚的胜利，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完全改变。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京政府，已经被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和国人说认可和接受；历史是耻辱的“二十一条”也消失了，取代而来的是中国政府在逼迫日本国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国人因此对北京政府的支持率直线上升，政府已经在各地慢慢地有了话语权。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有底气对孙大炮的革命党说“不”，连带着对由革命党转变而来的新国民党不怎么感冒；在听了赵天一的报告之后，认为只要徐世昌的总理衙门随便派一个科长去就可以了，没必要派大员去。这个，让一旁的赵天一暗自着急；还好，怀仁堂里面还有清醒的人，国务卿就出来讲话了。
对于总统的意见，身为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则有不同意见。与袁世凯一样，徐世昌这个人历来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特别是这一次袁世凯取消称帝，要他出山相助，徐世昌是抱了很多希望来的。而国家的形势在袁世凯取消称帝想法以后逐渐好转，民众的心思也在向政府方面转变，更让徐世昌对建设一个新国家充满了信心。早年在清廷，他曾任协办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的高官。在任东北东三省总督时，曾经在东北实行新政，结果仅仅两年时间，整个东北面貌焕然一新，从民生到经济，都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
现在国家的形势对发展最是有利，身为一国之国务卿，徐世昌有责任也有义务决定继续推行他在东北时候的“新政”，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当初他在政府任职的时候，包括他去河南辉县水竹村避官（远离袁世凯称帝的想法），就都已经听说了山西地方工业发展的相当不错，现在国内很多地方用的一些家用品、服装鞋帽等都是山西生产的。那个时候他就曾经找过在政府任职的赵怀桑了解过山西的事情，知道都是在赵天一的操持下进行的，心里面对赵天一就很是好奇。后来随着赵天一指挥军队打败日本人，这就更让徐世昌对这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军队和地方建设上都有独到之处的年轻人好奇心大起，不免多次接触。最后和段祺瑞一样，很是欣赏赵天一。
这次见赵天一给总统的建议（其实只是呈报，算不上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总统采纳，看到他有些紧张和失望的表情，就决定出面支持一下这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年轻人。当然，他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支持赵天一，也是有自己想法的；目前民国已经存在的政治团体和党派组织大大小小差不多一百多个。由于袁世凯领导的政府开始了全面建立议会民主制的最初尝试，言论自由以及其它因素，出现了众多的党派；虽然已经被取缔或者自己消亡了不少，但仍然有这么多还存在。比如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民社统一党、共和统一党、公民急进党、大同民党、进步党等，还有什么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中华联合会、国民协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等。这些政党和团体中，由革命党和同盟会发展转变而来的新国民党，虽然成立时间短了一些，但其组织成员以及人数都是前几名的，并且在政党运作方面和影响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其它的政党，自然会引起徐世昌的重视。
徐世昌看来，以后的中国政坛，还是要以“和”为贵；这是他为官多年的主政心得，更是中国儒家文人“中庸之道”的体现。他想成立一个让所有国人满意、所有大党都参与的民主政府，所以对于新国民党这么一个“大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既然人家都愿意低头，且都已经低头了，政府为何不能放下架子，与其结一个善缘呢！所以，在听了袁世凯的话之后，在看看赵天一的样子，徐世昌就站出来说到：“总统，其实这也是彰显总统成就的一个地方。今年三月，我们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那个时候，不管是（服从中央政府的）所有政党，还是普通的民众，都将对此翘首以望，且寄予厚望。既然已经准备召开大会了，派一个人去见见那个黄克强，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这即不丢政府的脸，也能给我们涨面子。我的看法是，既然总统也同意派一个人去，那级别还是要高一些的好；总统可能忘记了，这个黄克强曾经可是政府的参谋总长，还担任过南京留守府留守、川汉铁路督办等职。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我们政府授予的陆军上将，还是最早的那几个人之一，这身份，也不低；我们总不能随随便便派一个小科长过去吧，难道我们政府的陆军上将就这么不值钱”？
听了徐世昌的话，屋里其它几个人也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怀仁堂里面顿时嗡嗡嗡地响起来。袁世凯见状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菊人，那了说怎么办，派谁去合适，总不能是你这个国务卿亲自去吧”！说到最后，袁世凯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想到了自己和黄兴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这位湖南骡子还称赞自己为“当代华盛顿”。想到这里，他就开始幻想如果是徐世昌到上海见黄兴，会是一个什么场景。他刚才有些不耐烦，不是对徐世昌不耐烦，而是对这个事有些不耐烦；他与徐世昌的私人关系，和王士珍一样，非常地深厚，所以不存在让徐世昌高不高兴的事情。
听了袁世凯有些发牢骚的话，徐世昌确实没有任何生气的感觉，他调侃到：“如果我手头上的事情不多的话，让我去也未尝不可。就算我去不了，见黄兴的人，还请大总统慎重对待，万不可随意行事”。徐世昌讲完之后，一直没有说话的段祺瑞也表示赞同；他也是考虑到将来的一些情况，希望能够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政治对手。袁世凯见两位主要手下都有相同的看法和意见，就想再问问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长梁士诒，看他对待此事是一个什么意见；自从王士珍外放四川接替陈宦担任四川将军之后，袁世凯身边能够和他说得上话的人也就是梁士诒了。杨度、孙毓筠等人均已经回老家去了，袁世凯身边亲信虽然也不少，但能说上话的人已经不多。
就在袁世凯刚要开口的时候，外交总长陆征祥走了进来；他是来向总统报告和日本人进行的谈判事情的。从一五年十月开始，中日之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四个月了，但最终的结果却一直没有能够达成。除了中国方面的条件太多太过于严苛之外，日本方面在谈判过程中的拖拖拉拉，总是在一些环节上面软磨硬泡讨价还价，致使谈判过程断断续续，谈判进度一拖再拖。甚至在今年元月初图门江事件爆发时，日本方面还但方面提出终止谈判，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图门江以北地区以后谈判才能进行的条件。结果参谋总长赵天一去了一趟谈判地点，中国的六架轰炸机到平壤上空飞了一圈之后，这些话音都消失了，谈判正常进行。
中国对日本提出的“八大条”，前面几条中的一些款项都已经在实施，比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七七八八。现在除了在北京使馆街日本使馆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天津有一个中队的日军，上海的日租界有日军之外，整个华北就再没有日本军队的存在了。当然，在旅顺，在南满铁路沿线，还是有日本军队以及所谓的护路军存在，再南方的厦门，有日本驻军存在；不过南满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