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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d带来的不仅是收入，也巩固了苹果的根基，扩展了苹果的潜力。蒂姆库克管理着苹果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一个月能产出几千万台ipod。为了跟上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满足大规模生产的要求，乔纳森艾维不断尝试新材料，比如金属、合金、耐用塑料和钢化玻璃，以便打造各种各样的机器，小到ipodmini，大到32英寸显示器。苹果的高管团队甚至认为无论公司尝试什么产品，都会取得成功。“我一直认为，”史蒂夫告诉我，“创新就如同跳到了空中，但你必须保证落回地面时，地面还在那里。”对苹果公司来说，地面从没有像今天这般稳固，是时候跳到空中去打造全新的产品了。但史蒂夫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跳，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
苹果公司并没有正式的研究部门，史蒂夫不喜欢把前瞻性的研究职责放到某一个独立的部门，因为这样一来，研究和产品开发就脱节了。事实上，研究项目遍布整个公司，有些项目史蒂夫不感兴趣或根本不知道。只有当负责人认为某个项目或技术潜力无限时，才会向史蒂夫汇报。史蒂夫听完汇报后，会将收集到的信息输入大脑并进行分析判断。有时听完汇报后就没有下文了。有时他会想办法将新技术与其他感兴趣的事物融合，或将这项技术应用到完全不同的项目中去。史蒂夫能将不同的产品和技术融会贯通，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是他的伟大天赋之一。在决定下一步要开发什么产品时，史蒂夫往往会运用这项天赋。
有两个项目与手机有关。史蒂夫要求开发无线网络基站的团队研究移动电话技术。有些团队成员对这个要求不以为然，因为手机网络使用的是蜂窝无线电技术，与无线网络基站所用的技术关系不大。另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与手机的关联更大。从2003年秋天开始，苹果的几位高管、itunes商店的幕后策划者试图打造与itunes兼容的音乐播放器，并让用户直接通过手机逛itunes商店。埃迪库埃就是其中一位。
第73章 两个决定（2）（）
“每个人都要带两台设备，一部手机，一部ipod，”库埃拍着牛仔裤的两个前口袋回忆道，“我们觉得可以把itunes加载到手机上，让手机变得跟ipod一样，这只是一个软件上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手机行业，在2004年年初决定跟摩托罗拉合作，当时摩托罗拉“刀锋”系列手机独霸手机市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摩托罗拉几十年来一直是苹果公司的重要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所有苹果电脑用的都是摩托罗拉的微处理器；90年代中期以后，摩托罗拉与ibm合作设计了powerpc微处理器。2006年之前，麦金塔电脑一直采用powerpc微处理器。摩托罗拉承诺将为苹果开发一系列内置itunes功能的全新手机，称为rokr（音乐手机）。
从一开始，rokr项目就极具争议，原因很简单：大部分苹果员工不愿意与其他公司合作。特别是托尼法德尔领导的ipod硬件团队更是无法忍受将“音乐手机”的开发权拱手让给传统手机行业。摩托罗拉展示的rokr开发计划越详细，他们就越确信授权摩托罗拉使用ipod和itunes软件就是一个错误。虽然在过去，摩托罗拉的确打造出了漂亮的手机，但这家公司是不可能开发出能够与ipod相媲美的软件的。在苹果公司的天才们看来，摩托罗拉的方案一无是处。这家伊利诺伊州的手机生产商将软件功能拆分后分配给不同的团队开发，比如联系人目录、短信功能和一个只能显示手机简化版网页的简陋浏览器。没有任何一个功能比得上ipod的用户界面，而且让不同的团队开发不同的功能只会造成混乱。法德尔对摩托罗拉感到异常愤怒，他决定自己开发手机原型，首先要有音乐功能，其次要有视频和照片功能。
有意思的是，另外两个与手机毫无关系的项目却对史蒂夫的下一步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个是紫色项目（projectpurple），目的主要是改变个人电脑的外形：拥有触摸屏的轻薄便携式设备，类似于平板电脑或剪贴板。微软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在这一领域研究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史蒂夫相信他的人能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事。必须要为用户提供比键盘和鼠标更直接、更便捷的交互方式，最好能够随身携带，即使上厕所时也能用。
另一个项目的进展史蒂夫并不知情。2002年，苹果研究人员雷格克里斯蒂（gregchristie）和巴斯奥尔丁（bas）开始研究用户界面技术，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沉寂了好多年。克里斯蒂和奥尔丁决定挖掘更多触摸式显示屏的可能性，现有的触摸屏能让用户用手指打开显示器上的某个图标或按钮。触摸屏技术最初是由ibm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后来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1972年，控制数据公司（troldata）曾经销售过一款触摸式主机终端，叫作platoiv。1977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曾打造过一台触摸式设备用于控制粒子加速器。到了80年代，惠普成为第一家将触摸屏作为配件销售的大型电脑生产商，但当时大部分软件都不支持触摸屏。自动柜员机、机场自助办理登机亭和收银机使用的都是基础版的触摸屏，但对个人电脑产业来说，触摸屏潜力不大。
到了90年代初，一些刚起步的企业家以及几家电脑生产商研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偶然想到一个主意：将触摸屏技术改造成“触控笔”，用户可以用一种特殊的笔代替鼠标，直接在便携式电脑的屏幕上操作。他们认为直接在屏幕上写字或画画儿是与电脑交互的最佳方式。斯卡利在1993年推出的“牛顿”产品使用的就是触控笔。“牛顿”项目失败了，原因在于手写识别能力太差，识别的结果不准确。微软花了20年时间研究如何将触控笔技术应用于平板电脑，但毫无进展。在这个领域唯一比较受欢迎的产品是palm（奔迈）公司生产的个人数字助理（pilotpersonaldigitalassistant），但这台设备并不是功能齐全的电脑，很快就被人们忘在了脑后。
学术界和某些具有战略眼光的数码艺术家决定从另一个方向来改良触摸屏技术。80年代早期，他们开始研究如何让用户用多个手指来操控屏幕上的图标。“多点触控”界面与普通触摸屏完全不同，用不同的手指、不同的姿势能产生不同的效果，比鼠标灵活得多。用户可以在屏幕上随意移动图标和文件，放大或缩小一张图片，使用户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真的与屏幕上的图像产生了互动。看到了这项技术的潜力后，ibm、微软、贝尔实验室和其他很多公司的研究人员都开始尝试多点触控技术。
雷格克里斯蒂是牛顿项目的主要设计师和软件开发者。虽然他已经对触控笔失去了兴趣，但一直在关注学界和技术公司对多点触控技术的研究进展。他希望能与奥尔丁合作，让多点触控技术成为新一代电脑的与众不同之处。奥尔丁于1998年加盟苹果公司，参与了ipod滚轮界面和osx操作系统的研发。他们相信多点触控技术将成为新一代用户界面的基础。
在电脑科学领域，设计全新的用户界面是最困难的一项技术挑战，并不只是设计一种全新的图标展示方式，还要考虑如何与用户过去的习惯进行对接，而不能全盘否定过去的习惯。比如，用户已经习惯了用qwerty键盘打字、输入信息，qwerty是键盘左边第三行的开头六个字母，这是打字机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原本的意图是为了在快速打字时，避免字模撞到一起。
尽管有点墨守成规，克里斯蒂和奥尔丁依然决定保留这一习惯。他们尝试开发虚拟键盘，在用户需要打字时，键盘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他们在试验多点触控技术时，发现可以利用这项技术高效地完成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编辑润色照片、画画儿、在电子表格和电子文档上做批注等。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们越来越觉得多点触控技术潜力无穷。
围绕类似的技术有5个项目同时开展，这在苹果并不少见。苹果公司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史蒂夫一声令下“造一个ipad吧”，第二天醒来就看到全公司的人都致力于打造ipad。相反，公司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可能性。史蒂夫最重要的任务是甄别这些可能性，分析如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打造出全新的产品。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另一个重大决策等着史蒂夫：如何治疗胰腺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生长比较缓慢，有治愈的可能，这给了劳伦和史蒂夫一线希望，但也只是“可能”而已。史蒂夫一直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很多人觉得他的养生方法很怪异。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只吃水果，后来和劳伦一起成了素食主义者，身体一直很好，没什么大碍，现在却得了大病，他要确保以最佳的方式来治疗肿瘤。以史蒂夫一贯的风格来看，寻找最佳治疗方法就意味着把所有的方法都研究一遍。
他和几位好友聊了这件事，包括拉里布里安特、安迪葛洛夫、基因泰克公司ceo兼苹果董事亚瑟莱文森（arthurlevinson）以及医生兼作家迪安欧宁胥（deanornish）。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医生建议立刻动手术切除肿瘤。当时医疗团队已经为这类肿瘤找到了全新的手术方法，但史蒂夫并不确信手术是最佳治疗方法，他告诉医生想先尝试创伤性比较小的疗法，也就是食疗。
暂时逃避手术看上去的确像心理问题。多年后，根据史蒂夫官方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说法，史蒂夫曾告诉他，“我的确不想让他们切开我的身体，所以我想先尝试其他疗法。”害怕做大手术是人之常情，但对像史蒂夫这样事事都想掌控的人来说，是否进行手术这个决定更加复杂。
第74章 两个决定（3）（）
但史蒂夫想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的肿瘤也无可厚非。他得的肿瘤很罕见，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统计，美国一年只发现1000例此类病例，因此关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数据库不像乳腺癌或肺癌那样丰富，也比不上其他类型的胰腺癌症。（史蒂夫的肿瘤学外科医生私下承认，以现有的数据来看，无法判断手术、化疗、放疗或综合疗法哪种才是最佳疗法。）因此史蒂夫的犹豫不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不理解，”布里安特说道，“为什么有些作者一方面把他描绘为只重利益的混蛋商人，丝毫不提精神层面的事，但在写到癌症时，又声称他疯狂地相信自己拥有如同耶稣般的自我修复能力。”
史蒂夫在癌症方面的求知欲不亚于产品。他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能够替代手术的疗法，暗中去了西雅图、巴尔的摩和阿姆斯特丹看医生。他最想尝试的是食疗，或者与他的有机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疗法。他与许多专家医生聊过，甚至召开了一次视频会议，与至少6位美国权威的癌症医生讨论方案。
但他发现这些疗法的效果都没有手术好。知道他病情的少数几个人都为他长达几个月的“研究”愤怒不已，医生甚至认为最佳手术期快要过去了。史蒂夫终于在2004年夏天让步了，住进了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7月31日星期六，他在手术台上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外科医生切开了他的身体，取出了肿瘤。
这个手术的创伤格外大。几个月后，史蒂夫让我看了那道伤疤，有将近两英尺长，从胸腔底部一直延伸到肚脐，然后延伸到背部，再从背部下方一直延伸到背部上方。“胰腺躲在肠胃器官的后面，刀口必须足够大，医生才能够拨开一部分肠胃器官，接触到胰腺。”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仿佛自己在动手术。“他们只切掉了一小部分胰腺，”他继续说道，“主要是因为不容易接触到胰腺。”
8月1日是星期日，也就是“马拉松”手术结束的第二天，他仍然住在重症监护病房，麻醉剂和止痛药让他的大脑有点迟钝，但他仍然要求用powerbook写完给苹果员工的信，告诉他们自己的病情和手术情况。这封信其实非常难写，如何才能以积极的方式告诉员工自己刚接受了胰腺癌手术，况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胰腺癌就意味着死刑？他是这样写的：
团队成员：
我需要和你们分享一些个人信息，我希望你们得到的消息直接来源于我。这个周末，我接受了一次摘除胰腺肿瘤的手术，手术很成功。我的胰腺肿瘤比较罕见，叫作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每年诊断出的胰腺癌中，只有1％属于这种类型，如果及时发现并及时手术的话，就能够治愈（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不用再接受化疗或放疗。
更常见的胰腺癌叫作腺癌，无法治愈，确诊后通常只能活一年。我之所以提这一点，是因为人们一听到“胰腺癌”（或是在google上搜索这个词），通常想到的是更常见、更致命的那种，幸好我得的不是那种。
我将在8月康复，希望9月能回来上班。我不在的时候，由蒂姆库克负责日常运营工作，不要错失任何机会。我在8月肯定会给你们其中的一些人打电话，期待在9月见到你们。
史蒂夫
注：我正在病床上用17英寸的powerbook和airportexpress无线基站给你们写这封信。
他知道这封信很可能会被公开，因此在信末还给苹果产品做了广告。但他并没有透露（可能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医生在肝脏上发现了早期癌症转移的迹象。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如果史蒂夫不拖延10个月动手术的话会发生什么。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数据，患有史蒂夫这种癌症的人如果发现得早，有55％的概率能存活5年以上。
史蒂夫在被确诊后又活了7年，这7年将是他最多产、最富有创意的时期。
大手术后的恢复过程无比痛苦，如此长的刀口意味着康复期非常长，因为很多软组织和肌肉受到了创伤，频繁地坐起或站立会拉扯到软组织和肌肉，不利于恢复。史蒂夫曾经告诉我，“恢复的过程糟透了。”最初，他每动一下都会感到剧痛，这种痛从内脏一直扩散到手指和脚趾。在医院待了两周后，他终于回家了，只能坐在摇椅上休息，其他什么都干不了。他不喜欢止痛药，因为会让大脑变得迟钝。他依然决定在9月末回去上班。
很多人如果碰到与史蒂夫类似的情况，一定会把工作的节奏放慢，或者列一张“愿望清单”。但史蒂夫却变得更专注了。“他从事的是他热爱的事业，”劳伦回忆道，“他甚至双倍下注。”在长达7周的康复期里，他一直在深入思考苹果公司、电脑产业和电子技术的发展轨迹。他列了一张回归工作岗位后的任务清单，显示出他的雄心壮志。“手术回来后，他仿佛把自己的时钟拨得更快了，”蒂姆库克回忆道，“苹果公司向来如同一台跑步机，永不停歇地向前。但他回来后，我立马察觉到一种紧迫感。”
史蒂夫做的第一件事是和高管团队逐一交流，听他们汇报工作，并告诉他们自己的计划：他将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零售商店，不会在生产、运营、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花很多时间。尽管不太容易觉察到，但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已经大不如前。更何况医生坚持让他定期回去复查，确保康复状况良好，并监测癌症转移迹象。他没有告诉高管团队癌症可能已经转移了，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可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