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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继续报导了舰上党支部如何遂行在西方舰艇上通常由航海部门来完成的一些操作任务。
每当准备执行一项任务时，党支部总是事先研究任务，采取各种必要的安全措施。1959年，他们奉命到浙江舟山海区执行任务，但他们没有在这一海区航行的经验。鉴于舟山海区多狭窄航道，海流复杂，党支部手头又没有关于这一地区的资料，党支部便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将采取的安全措施。当他们到达舟山后，进一步分析了该地区的航行情况，并得到基地的一些指导和帮助，从而保证了他们航行的安全。
有关轮机专业的文章也反映出海军舰艇部队的政委像陆军政委精通军事战术和战略那样精通舰上的业务。政委给轮机部门规定了四条注意事项；1．测试轴承的温度，2．倾听轮机运转时各部件的声音，3．仔细观察仪表上的读数，4．注意机器的气味。
这篇文章的实质是，党对日常勤务中新舰员的训练实施全面的领导。舰长和其他部门长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在上述的舟山航行中，舰长和航海长在整个航行期间留在舰桥上，始终把握着舰钟。舰上生活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仍由政委负责。
因此，中国海军舰上的日常工作带有政治性质，政委们以经常开展检查和批评而感到自豪。典型的一项日常活动就是每月召开两次部门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班务会。为了贯彻安全措施和进行及时检查，还定期召开全体舰员会议。
政治问题
可是，海军的政治教育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些政委对此过于认真和积极。例如，林彪发起“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比活动，这些是优秀的舰艇和个人的称号。评比活动促进了部队的政治团结、生活管理和军事训练和战备。为了评上“四好”称号，一个单位必须做到1．政治思想好，2．三八作风好，3。 军事训练好，4。 生活管理好。在1963年至1964年的海军会议上开始宣扬这些单位和个人。例如，海军航空兵某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细，创安全飞行记录。表彰了某航标兵，12年如一日，满怀政治热情，在远离大陆的海岛看守灯标。
可是，对那些创“四好”争“五好”有困难的舰艇和个人，政委就给他们施加重大的压力。例如，某艘W级潜艇在1961年度没有评上四好单位。在这以后的整整一年内，政委反复召开艇员大会，查找“落后的原因”，研究出赶上姊妹艇的有效方法。结果，水兵们都开始大胆发言，批评军官们不听取艇员们的建议。政委责成军官们密切同水兵的关系。在海上训练时，艇长、副艇长应“把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及时提交党委讨论”。每当训练告一段落，军官和士兵们必须开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种强制的方法，该潜艇终于在1962年获得“四好单位”荣誉称号。
政治思想教育对院校的影响最大，它使培养必要的战术技术能力的专业教学过程复杂化。例如，1963年在“草棚”海校里培训“赤脚”鱼雷艇艇长破誉为革命实践的最好例子。从1963年至少到1969年，就有这样—所座落在山区的海军“草棚”学校，它为南海舰队培训了许多鱼雷艇艇长。
的建议有时也会给部队造成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损失。例如，1963年，有—个护卫艇中队在的鼓舞下到开阔海洋上去执行任务，结果损失严重，人员受伤。对此，中国的报刊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1963午冬，中队接到一项去公海远航的任务。按照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快艇的装备和构造不适合深水航行，它们只能在近海活动。这样的远航，简直是异想天开，注定非失败不可，然而，经过党委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这一任务终于完成了，尽管狂风恶浪打得小艇颠簸不止，小艇和人员都遭受了损失。
党组织控制着组织人事大权，这有碍专业技术的发展。因为常常对出现的专家治军论感到怀疑。舰队政治部门往往将那些在西方或苏联培训的军官安排在次要岗位上，它还拒绝另一些人加入。这是减少专家影响的可靠方法。
恢复垦荒运动
1962年夏，海军的大批官兵被派到陆地上去参加垦荒，以增强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据某文章报道，东海舰队有数千名战士在崇明岛（长江口的大三角洲）上参加了为期7个月的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些战士开垦了近7000英亩土地，播种了大豆、玉米、棉花和小麦。他们还修筑起一条大堤，新开辟了数条灌溉渠。
文章还透露了有关这些海军战士的另一则消息：“这支垦荒队伍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刚参加海军不久，过去很少从事重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明显，这支海军部队将近四分之三的成员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事实，说明了专业技术没有被完全忽视。
1964至1965年的战略争论
由于不切实际的政治措施，军队中“红”与“专”的矛盾日益加深。尽管已竭尽全力参与了军事，但仍有一些相当有权威的军人主张减少政治教育而加强军事，并主张执行基于强大威慑力量的前沿防御战略。他们的主要发言人就是林彪的参谋长罗瑞卿将军。
罗瑞卿曾是公安部队政委兼公安部部长，担任此职务需要具备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以及广博的公安业务知识。因此，他虽不是一位纯粹的职业军人，但他表现出中国军队政委特有的那种素质，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理论家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难处的关系。例如，他对舰员业务训练非常重视。他严格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潜艇上新兵或不合格的艇员超过编制员额的30％，潜艇必须经过全面训练，才能参加战备巡逻任务。
早在1962年，罗瑞卿可能就开始怀疑中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那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表明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需要重新进行认真评价。台湾的报道指出，大陆局势普遍不稳，关于活动和抢劫、纵火、凶杀等案件的消息也四处流传。的宣传有些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因为到4月份，数以千计的流亡者开始从中国南部进入香港。与此同时，分子加强了他们对大陆的小股袭扰，北京不得不把大量飞机和陆军部队调往福建。6月份，又开始炮击金门。这引起美国作出反应，它向当局承诺：“如果要侵犯马祖和金门，它就将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这时，美国顶住了苏联在古巴制造的导弹危机。中国对赫鲁晓夫的退却进行了攻击，称它为又一次“幕尼黑”阴谋。中国还同印度发生了边界纠纷，10月和11月双方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打了6星期的仗。虽然台湾海峡和中印边境的冲突很快平息下来，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论战却更加激烈。在尔后的几个月内，中国经常谴责苏联，并声称中国将揭露背叛马列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中国把修正主义当作世界运动的头号敌人来进行攻击。
在包括罗瑞卿在内的某些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是指错了方向，尤其是根据1964年8月以后的事件来看，当时东京湾的局势导致了10万多美军进驻越南，接着是1965年2月B－52飞机轰炸北越。随着对中国南部的威胁日益增长，罗瑞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再一次分析了中国的战略能力，并为他们的发现感到不安：中国只在196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中国唯一的运载工具是几架过时的伊尔－28轻型轰炸机。这些飞机只能携带一枚******，单程飞行大约1100英里。同时，中国唯一的G级潜艇仍在试航阶段，还没有装备潜射弹道导弹，而中国新成立的一支类似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第二炮兵，却没有武器。
面对这些情况，罗瑞卿在1965年5月的《北京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美国干预越南提出严正警告。他主张前沿防御战略，将中国部队派往越南与北越一道对美国作战。为此，罗瑞卿建议恢复同苏联的正常关系，并建立起统一战线。罗瑞卿还认为，中国的武装部队应加紧军事训练，把少量的时间用于政治活动。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批判来看，罗瑞卿既赞成继续发展核弹能力，又赞成常规武器和部队的全面现代化改装。不过，他的主要罪行是建议废除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取而代之的是加紧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战略。
罗瑞卿还主张积极地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后来他因命令海军舰艇前出到近岸水域以外去活动而受到指责。据报道，他不履行指挥程序，直接命令福州军区司令员攻击的舰船。他对福建的海军部队说，他们“可以主动地对敌发动攻击，为了不错过任何战机，可以先斩后奏”。1965年11月13日，海军的8艘小艇同的2艘较大的炮舰在金门附近海面进行了2小时的激战，双方兵力均受到损失，损失了最大的一艘扫雷舰。
两星期后，罗瑞卿为此作了检讨。有趣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林彪宣布击沉扫雷舰是“突出政治”的结果，是“坚决贯彻****和****军委指示的结果”。可是，6个月以后，罗瑞卿却被指责在指挥福建海军作战中目无上级领导。****工作组明显地反驳了林彪的上述声明，它指出：
关于福建沿海对敌斗争问题，******、******和****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仅是与&；#215；匪（指蒋介石）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是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因此，对&；#215；匪（蒋介石）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来考虑，尔后由******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来决定。不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得到******的批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局部情况出发轻率地采取行动。罗瑞卿不请示******、******和****军委就摄自命令&；#215；&；#215；（福建）军区从&；#215；月&；#215；日进行海上作战。
这些声明很有意思。首先，它们清楚地表明党直接参与海军的战略决策，并且对在潜在的紧张地区（至少就台湾海峡来说）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最后发言权。其次，这些声明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和政治两派就党如何实施对军事的领导存在很大的分歧。对于整个军事组织体制，罗瑞卿与解放军政治派的意见也大不相同。后来他被指责说：企图撤销某些军区，扩充主力部队的力量，贬低民兵的作用。罗瑞卿还想把指挥和控制权集中起来。尽管他的建议多数是合理的，但却很少被采纳，其原因之一是，这样一种制度将会削弱军区司令员的权力，而这正是他们决不容许的。
因为罗瑞卿的许多批评正是冲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他的直言不讳不可能不引起反应。反应的任务落到了林彪头上．当时他也许同意罗瑞卿的某些观点，但不管怎样他必须保卫毛泽东的路线。林彪又得到解放军政治派、各大军区和****的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发表文章对罗瑞卿进行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指使李作鹏海军中将首先作出反应。李作鹏的文章题目是“战赂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翻版。文章驳斥了罗瑞卿在对美国入侵越南问题上的冒险主义，指出中国必须采取审慎态度，不能盲目冒进。李作鹏还批评了那些当时主张与敌人（可能是指在越南的美军）交战的人。李作鹏的意见是，中国和河内应该运用游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破”。据这位将军说，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改变局势的最有效的作战方法。”有趣的是，他的文章发表10天之后，解放军便取消了军衔制，这件事似乎证明了解放军政治派的力量和胜利，因为武装部队目前正需要重新恢复1955年以前非正规的、无等级的军事制度。
5个月以后，林彪亲自投入了这场争论。他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声明，它攻击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核威慑战略的拥护者。林彪重申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军自力更生的主张，从侧面表示反苏情绪。当谈到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时，林彪写道：“在解决武器装备方面，我们自己也制造一些武器，但是主要依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装备白已。……外援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林彪声称，有些人“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完全是由于外国的援助”的说法是荒谬的。看来，他拒绝了中苏关系缓和的任何可能性。
林彪在文章中还再次强调了******的持久战理论，并警告大家，现在美国比中国强大。他攻击那些声称“核武器、火箭军决定一切，民兵不过是一堆肉”的人。至于中国对越南的态度，他也毫不怀疑。
一个国家的革命，一个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如果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一味依赖外国援助，即使是依赖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即使胜利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林彪和罗瑞卿的战略争论集中体现了政治理论家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为统一政治和军事所作的尝试，却在这两派的对立相互相攻击中结束了，结果进一步加深了技术和政治的分离。
这一争论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特殊的背景。文化大革命阶段，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系统都受到了新一代革命者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在很多方面又恢复了中国最坏的传统——相信中国的政治中心地位，文化优越和经济自给自足。正象过去一样，这些观念必然会压制海军的发展。
第458章龙的航行1966至1
林彪和罗瑞卿的战略争论是一场较大的权力斗争，是一场理论家与必然出现的新兴的海洋派之间的斗争。新兴的海洋派是以1959年改选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总****、**********（同刘少奇一起）的邓小平等党的老干部为首的。这两位资历很深的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命运有赖于思想领域内更多的自由和人权或文化权；不要突出国内外阶级今争；采取“资本主义”工资制和物质刺激的方法改善经济；学习或借鉴国外技术；提倡坚强而有效的集体领导而不是靠个人的独裁；重视军队现代化建设。刘少奇和邓小平还赞成通过买船和租船来改善中国的海军和商船队。他们感到，如果中国人不虚心地学习国外的设计和生产技术，任何大型船舶的建造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就是1966年夏天成为运动焦点的“灰色”问题，当时周恩来总理表示了形势的严重性。他解释说，中国人要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几千年来在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提倡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还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一小撮披着外衣进行卑鄙的反运动的坏分子。
虽然******讲话并没有煽动中国人公开采取暴力行动的意图，但仅仅过了3个月，主要由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北京群众大会上受到高级领导人的接见，l00多名红卫兵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的影响似乎已大为削弱，在出席者名单中他的名字被排在后面。很明显，林彪已作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在出席者名单上他名列第二，紧接着毛泽东。
两星期之后，红卫兵运动变得更加猛烈，整个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