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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船队在经过紧张的训练之后,经台湾海峡直接进入南中国海。船队进入南中国海后在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停靠。然后,船队从西沙向西航行,驶往昌帕的归仁港锚地。从福建驶往昌帕约需10天的时间。船队驶抵昌帕后进行休整补给。随后,船队由归仁继续向南驶往婆罗洲西岸,沿途在南海南部诸岛停靠。
船队在绕过婆罗洲后进入爪哇海,前往爪哇岛的苏腊巴亚。在苏腊巴亚港,中国船员再度休整数月,一直到7月前后海上风向有利时为止。然后,船队经巴邻旁穿越马六甲海峡向西驶往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前往印度沿海的卡利卡特。在卡利卡特,明朝的船队分成若干个小船队。有的前往现在的孟加拉的吉大港,有的前往霍尔木兹、亚丁和吉达,还有的船则去访问红海口附近的非洲沿海港口。到达霍尔木兹的时间通常是头一年的1月,3月返回马六甲。他们在马六甲只作短暂的停留,然后于第二年的7月返抵长江。
远航中的重要活动
郑和第一次远航开始于1405年,共有317艘船只,27000多人参加。郑和的家谱对此规模宏大的远航有所记载:
这次远航的人员有钦差正使太监7员,副使监丞10员,少监10员,内监53员,都指挥2员,指挥93员,户部郎中1员,鸿胪寺序班2员,阴阳官l员,阴阳生4员,医官、医士128员,旗校、勇士、军力、余丁、民梢、买办、书手共26803名,总计27000人。
这支大型的武装船队在1407年从印度洋返航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国船只停泊在邦加海峡,船员在巴邻旁上了岸。他们发现那里住着许多富有的中国侨民,其中有一名中国广东的移民陈祖义。他是一个海匪头子,专门抢劫外国商船。郑和到达这里后,另一个住在巴邻旁的广东人揭发了陈祖义的海盗行径。经过一系列海上和陆上战斗,郑和消灭了5000名海匪,活捉了陈祖义。郑和将陈押回中国处决了。后来,皇帝封此事的揭发者为巴邻旁领地的总督。
在第四次远航的过程中,郑和再次在苏门答腊北部使用了武力。当地部落首领为夺取王位而互相厮杀。郑和代表前几年向明朝进贡的国王进行调解。他打败了数千人的部队,然后公开处置了他们的首领。马欢记载道,“国王的儿子对此非常感激,以后一直向明朝朝廷进贡。”
在马来半岛,郑和在建立中国对马六甲港的宗主地位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09年,郑和向当地的穆斯林首领加封了藩国的地位。这个首领那时已是泰国的一个陪臣,后来率其家属一同来南京进贡。郑和还用了许多时间去加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在当时中国人就已认识到马六甲海峡是沟通亚洲与印度洋贸易的中间枢纽。
1411年在他的第三次远航中,郑和的“陆战队”与科伦坡附近的一个小王国的首领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郑和征服了反抗者,并于1411年7月将被俘的王国首领及其家属押送到南京。后来,永乐皇帝允许他们返回锡兰。
在第五次远航中,郑和的水手们在阿拉伯沿岸的拉萨和非洲的摩加迪沙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但每一次中国船队的武装力量的出现,都足以避免战争。
有趣的是,除了在锡兰之外,中国人一直没有使用武力对付苏门答腊以西各沿海国家。有些穆斯林首领的巨大财富和势力常常使得中国人感到敬畏。尽管中国人也向这些穆斯林首领履行宣旨加封等仪式,但就象以前中国皇帝和帖木尔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国人与这些首领之间平等相待。例如,在1432年访问亚丁时,中国只有3艘船前去这个戒备森严的王国。在访问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区时,也是派了同样规模的船队。据马欢所记,中国接受某些国家的物品只是作为礼物而不是贡品。
礼品与习惯
郑和远航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朝廷带回外国珍品。据马欢记载,其中有稀有珍宝、动物、食物以至外国的风俗习惯。比如,在霍尔木兹,中国人可以买到蓝宝石、红宝石、钻石、黄玉石、珊瑚珠、碧玉、珍珠、水晶和丝绸等。他们还得到一些狮子、马匹和一只长颈鹿,并将这些动物运回中国。中国船员受到当地人以枣子、石榴、扁桃、葡萄干、西瓜、苹果等食品的款待。他们在孟加拉吃香蕉,购买优质布料;在马尔代夫群岛,他们发现土著人居住山洞,全身****;在卡利卡特,他们参观了当地奇特的宗教仪式,用黄金交换胡椒。马欢写道,在泰国如果已婚妇女同中国水手发生了性关系,其丈夫对此却不以为辱,他只是说。“我妻子长得漂亮,中国人喜欢她。”
明朝海洋思想的衰落
在明朝的远洋航行时期,一些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因素不断阻扰以至最终废止了促进海洋事业发展的方针。
大运河
1411年大运河的疏浚,使通过内河运送粮食再次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海洋事业即将衰落。此事件标志了朝廷要再次停止沿海航运,许多沿海船队的人员被派去治理运河。1415年政府正式禁止海运粮食,并下令建造了3000艘吃水浅的运河航船。这种人力与造船技术的转移很快便在航海业上体现出来。远洋船只的建造缓慢了,最终于1436年被明朝永乐皇帝的继承者废止了。与此同时,那些远航印度洋的船员被指派到运河水运系统当搬运人员。
人口迁移
明朝远航的结束造成人口从沿海地区迁移。从1437年到1491年,浙江、福建和广东三大沿海省份的人口减少了800万。与此同时,象云南、河北这些内陆地区的人口增加了400万。许多沿海居民还迁移到了东南亚地区。
战争与边境的压力
十五世纪中国在陆地边境上受到一系列的军事挫折,这一点也影响了中国的远航。1418年,安南不满中国的统治,发动了一场独立战争。同现代美国人在越南一样,中国人在安南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但是安南人的游击战术终于取胜。1420年,中国水军在红河一仗败北;1427年,中国皇帝迫于战争的严重损耗,终于将近10万中国军队撤出安南。但是,中国仍然保持其宗主国的地位。
在北方,蒙古人在整个长城一线不断地进行侵扰,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为对付蒙古人,永乐皇帝于1421年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军队也由沿海地区调往北方距长城的一个战略关隘不到100英里处,以加强明朝首都的防御。尽管如此防范,中国明朝的英宗皇帝仍于1449年战争中被俘。于是,明代朝廷不得不彻底重整其大陆防御战略。但是,大陆防御方针并未减少北方的威胁,在此之后的300年中,北方边境仍然一直处于游牧部落的压力之下。军事戒备时有发生,高级军事将领一生都是镇守北疆,而不履行沿海和海上防御任务。
政府的腐败
由于太监与官僚争权夺利,明代朝廷的政治也开始由海洋转移开了。明初对宦官太监的赞许重用最终导致他们完全控制了朝政。十五世纪中期首批宦官掌握了大权,很快便将手伸向政府各个重要的部门,控制了兵部、刑部和户部。一旦遭到反对,宦官们常常采取强制手段,捉拿和杀害那些敢于反对他们宦官的人。许多宦官变得非常腐败,他们征用船只和船员为他们运送搜刮来的不义之物,调遣军队修建宫院。
到1480年,政治阴谋活动加剧了。当一位有权势的宦官提出要效仿郑和准备再度进行远航时,他遭到政府官僚们的强烈反对。兵部中一些官员密谋将记载印度洋航行的资料销毁,以此阻挠效仿明初远航的任何企图。
海盗
朝廷中的官员一方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方面又在沿海贸易活动中贪污受贿。由于政府停止了对外贸易的垄断,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乘机控制了贸易,走私与海盗泛滥成灾。据明史记载,“福建与浙江一些有权势的大家族与倭寇进行贸易。他们在朝廷中的同伙则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要求。宫廷侍从被派到商船上,沿海一些不法分子也帮助他们谋利。实际上,在郑和进行远航时,倭寇曾连续5次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1419年,镇守北方沿海的水师无力抗住数千名倭寇在辽东半岛的登陆。为了消灭这些
海盗,中国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陆上部队。中国军队曾取得了辉煌战果,活捉了857名海盗,打死742名。
虽然倭寇不断地侵扰中国,但在1466年当日本发生内战时;这种袭扰就暂停下来。到1523年,倭寇和中国的海匪又开始袭扰中国沿海地区。这一年,宁波被海盗焚毁。1552年,海盗船队驶入长江,肆无忌惮地劫掠沿海城市。沿海人民进一步向内陆逃难。1555年,南京被海盗围攻,泉州港也遭劫掠。为了防止倭寇袭扰,明朝地方官府效仿唐朝的做法,建造烽火台报警。到1562年,从江苏至广东沿海一线共筑起711座烽火台。到1563年,明朝官府不得不动用陆军抗击海盗,当时这些海盗已几乎控制了整个福建沿海。
学术思想与新的儒家学说
一种新型的儒家学说最终形成了。这种新的儒家学说受佛教的影响,明显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它的出现导致了朝廷对于占卜和向海洋扩张失去了兴趣。早在1426年,明朝一位官员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
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论武功,计虑远矣……伏望毋以穷兵黩武为快,毋以犁庭扫家为功。弃捐不毛之地,休养冠带之民,俾竭力于田桑,尽力于库序。边塞绝伤夷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将无幸功,士无夭阑,远人自服,荒外自归,国祚灵长于万年矣。
这些话有利于阻止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并强使中国恢复大陆主义的政策。那些一生效法古代的学者又受到尊重,而军人则被绅士官僚们歧视。
到十五世纪初,朝廷再次颁布法令,法令中规定,建造两桅以上的大型海船,是违法行为。到1525年,朝廷下令给沿海官员,让其销毁所有的这类海船,并拘留全部船员。
中国的海洋思想衰落的时机最坏不过了,因为这个时期恰好与欧洲人通过海洋向亚洲扩张相吻合。1516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虽然在1521年又被驱逐出去,但离去的时间并不长。1544年,葡萄牙人再次入侵,并在厦门建立了领地;1553年,又在澳门建立了领地。1564年,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不久又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随后,在十七世纪,荷兰人也来到了亚洲,当时明朝正遭到满人的入侵。1644年,满人了北京。从此,中国进入了最后一个外族封建君主统治的历史阶段——清朝。
第367章移民、走私和海盗行径
明代官方认可的航海业的兴衰证明了海洋思想与大陆思想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沿海不断增长的人口要靠海洋来****其需要;另一方面,政府则试图限制他们这种作法。明末的地方史料中就有政府对航海业带来社会和经济变化感到沮丧的记载。
近90%的百姓靠在其他地方做手艺或做小生意维持生活。中等阶层以下者都无地可种。由于环境所迫,惠州人当中有许多是商人……福建土地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稻田产量有限,人们靠海为生。以船为家者达90%。
鹭洲的风俗习惯同以前相比变化极大。过去人们希望从事农业,而现在却想经商。
上述的一段历史记载代表了衰败的大陆帝国发出的呼声。1644年,明朝被满人。满人是北方的一个部族,他们对海军和海洋事业不感兴趣。尽管明末清初中国曾在短期内实行过贸易政策,但当时的政府都主张实行海禁。当这项政策失败后,明、清两朝都重新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政府多半不具备有效的海军船队来确保这种政策的实施。因此,沿海的人们往往反对政府的反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以下三个恶果:移民、走私和海盗行径。
移民
当政府实行海禁和坚壁清野政策时,中国沿海的许多人被迫舍弃大陆向南迁移,以寻求较好的生活。这些移民90%是福建和广东人,他们主要代表了三个阶层:明朝遗臣、商人和沿海农民。前两类人通晓儒教,带有其家族和行会的传统。商人熟悉放债本领,具有经商的经验。因此,这两类人往往忠实于中国的文化,甚至有许多人要求其家属和后代使用他们祖籍的方言。
沿海农民是一些较穷的移民,他们包括懂得一点技术的工匠和水手。他们成了修船工、运输工和渔民。这些人民族感不很强,比较愿意接受外国的生活方式。一些人失掉了他们的中国人国籍,大多数人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但这使得他们在异国谋生较困难,因为他们是受当地限制的少数公民。这些人要比那些无视当地习俗、保持其中国传统的商人成功的可能性要小。
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支配地位
中国人在东南亚发迹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能介绍几个例子。例如,到十九世纪,东南亚地区的绝大多数捕鱼和运输的帆船归中国人所有和经营。因此,中国在越南的移民控制着全部的内河和沿海航运,他们在鱼类捕捞方面也有很大势力。实际上,中国人掌握着南海的整个远海渔区,而越南人自己只能在近海捕鱼。陆上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到二十世纪初,越南的中国米商在西贡拥有除三家之外的所有碾米厂。
东南亚其它国家中的中国移民也同样很有成就。在十八世纪,中国人在文莱控制了整个造船工业;在泰国,中国人成了出口商和金融家;在马来西亚,中国人掌握了鱼类捕捞业,后来又控制了锡矿;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国移民垄断了大米销售系统和银行;在苏门答腊,他们经营木材行业。
十六世纪菲律宾的一名西班牙主教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一封信中对中国人的机敏和企业经营能力作了以下评论:
“最使我们高兴的是墨西哥装订商的到来,他带来了书籍,开设了装订所,雇用了一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只充当仆人。但他却偷偷地观察主人装订书籍,而不被发现。不久,他说不再为他当仆人了,离开了装订所。后来他自己也开设了一个装订所。阁下,我敢说他果真成了一名出色的装订工,揽走了所有的生意。他的那位主人被迫放弃了装订行业。他的手艺如此高超,以至不需要西班牙装订工了。此时我手中还有一本他装订的拉丁文图书《纳巴罗》,就是在塞维利亚也没有比这装订更好的书了”。
婆罗洲的中国移民中有许多造船工人。十八世纪当中国大陆的造船业衰落时,人们不得不在婆罗洲购买华侨建造的帆船。
至今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侨民仍然控制着当地的经济。例如,在华人占人口34%的马来西亚,华人拥有20%的可可和茶叶种植面积以及26%的橡胶和油棕种植面积。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控制了70%以上的地方商品的零售业。在泰国,华人在经济上也同样占支配地位,那里的100家大型制造公司中华人就控制了63家,曼谷的两家大银行的董事长也都是华人。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更大,最近新加坡政府规定,学校中的小孩都须学习中国普通话。
情绪
显而易见,中国在东南亚的侨民逐渐取得了企业家和中间人的重要地位。但华侨始终不许占据政府要职,他们只好靠经商生活。随着西方经济扩张的出现,华侨便在西方人和当地人之间做生意。这表明华人通过他们传统的行会制经营多数的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使得华侨掌握了住房和土地的所有权。由于当地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不利,他们中间日益增长一种不满情绪。不满的情绪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