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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摘花，”那个上了年纪的霍霍尔说，“也不许踩到菜畦里去。你们这种疯子这里多的是，一人摘一朵，整个花园就摘光了。”他仍然抓住病人的肩头，恳切地说。
病人瞧瞧他的脸，默默地摆脱他的手，神情激动地沿着小路走去。“啊，可怜的人们！”他想，“你们视而不见，眼睛瞎到这种程度，居然还保护它。不过无论如何我得除掉它。今天不行，那就等明天咱们再来较量一番。哪怕我牺牲了，也在所不惜”
天黑以前，他一直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结识病友，同他们进行着奇怪的谈话。从言谈中对方听到的只是病人疯疯癫癫的自问自答，那些胡言乱语简直荒唐离奇。病人忽儿跟这个人，忽儿跟那个人并排走着，直到黄昏来临，他更加确信：“一切准备就绪。”——他正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很快很快铁牢就要崩塌；所有的囚徒就要冲出樊笼，远走高飞；整个世界将要震动，甩掉它陈腐的外壳而获得新生，变得美丽异常！他几乎忘了那花，但当他离开花园，踏上台阶时，他又看到那片茂密的、黑糊糊的、开始沾上露水的草丛中，仿佛有两颗烧红的火炭。于是病人放慢脚步，离开众人，站到工友背后，等着合适的时机。谁也没有注意他如何跳过菜畦，摘了花，慌慌张张把它塞进衬衣里面，藏在怀里。当罂粟略带露水的新鲜叶子碰到他肉体的时候，他变得面如死灰，恐怖地睁大了两只眼睛。他的额头冒出了冷汗。
医院里上灯了。大多数病人躺在床上等着开晚饭，只有少数几个不安分的病人还在走廊里和大厅里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揣着红花的病人也在他们中间。他来回走着，两只交叉着紧紧压在胸口的胳膊不停地打战：看来他想压扁、想揉碎那朵藏在怀里的花。每当遇见什么人，他老远就躲开他们，生怕自己的衣角碰到他们。“别走过来！别走过来！”他大声嚷嚷。不过这类喊叫在疯人院里极少引人注意。他走得越来越快，步子也越跨越大，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这样愤怒若狂地一直奔走着。
“我累死你！我闷你死！”他瓮声瓮气地、恶狠狠地说。
有时他把牙咬得咯咯响。
饭厅里开饭了。一张张没有桌布的大桌子上放着几个木头做的金边花钵子，里面盛着稀稀的麦粥。病人坐在条凳上，每人分到一大块黑面包。每八个人就一个钵子用木头勺子舀粥喝。一些享受伙食优待的病人单独就餐。我们这位病人很快就吞下自己的一份晚饭，——饭是工友把他叫回病房吃的。他觉得没有吃饱，便来到了公共饭厅。
“请让我坐在这儿，”他对管事说。
“这么说，您还没有吃过晚饭？”管事问，他正挨次往钵子里添粥。
“我很饿。我需要增加力气，我的身体全靠饮食维持：您知道，我怎么也睡不着。”
“吃吧，亲爱的，请随便吃吧！哎，塔拉斯，给他勺子和面包。”
他在一个碗前坐下，又喝了很多粥。
“嗳，够了，够了，”管事最后说，这时其余的人都吃完了，而我们的病人还守着那碗，一只手掏里面的粥，另一只手紧紧捂着胸口。“您会吃撑的。”
“啊，要是您知道我需要多少力气，多少力气！再见了，尼古拉尼古拉伊奇，”病人说着从桌旁站起来，紧紧地握住管事的手，“永别了！”
“您这是上哪儿去？”管事笑盈盈地问他。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留下来。不过，说不定明天咱们就见不着面了。谢谢您的好心。”
说罢，他再次紧紧地握住管事的手。他的声音发颤，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安静点，亲爱的，安静点，”管事回答说，“尽想这些不痛快的事有啥用呀？快去躺下，美美地睡一觉吧。您应该多睡睡，只要睡得好，保险您的病就好得快。”
病人放声大哭。管事转过身，吩咐工友赶紧收拾饭桌。半小时之后，医院里人人都入睡了，只有拐角那个房间里有一个人和衣躺在床上。他像发寒热病似的浑身打战，还发狂地抱紧自己的胸口，他觉得他的胸部已经浸透了一种闻所未闻的、致人死命的毒汁。
五
他一宿没有睡着。他摘了那朵红花。因为他把这种行动当作他理应建树的业绩。当初他隔着玻璃门第一眼看到那花时，它的鲜红的花瓣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他觉得，从这个时刻起，他便清楚地意识到他活在世上该做什么了。这朵鲜艳的红花集中了世上全部的恶。他知道，罂粟可以制成鸦片；也许这个思想开始奔逸，变得怪异无比，使他产生了可怕的幻觉。在他眼里，这花就是一切恶的化身；是它不断地吮吸着人类无辜者的鲜血（难怪它那么红）、泪水和胆汁。这是一个神秘的怪物，上帝的对立物，换上了谦和纯洁形体的阿里曼阿里曼是古代波斯宗教中的恶神或凶神，是人格化的谎言、不义、不净、破坏、死亡等恶行与黑暗的象征。必须把它摘下来，把它弄死。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不让它临死前再把全部的恶放射到世界上。所以他才把它藏在自己的怀里。他希望第二天一清早花儿就丧失它的全部力量。它的恶会渗进他的胸膛，他的心灵，在那里它将被打败，但若是它得胜了，——那他自己便将毁灭，死去，不过死得像一个忠诚的战士，像人类的第一名战士，因为在此以前，还不曾有谁敢于一下子跟世上的全部的恶搏斗的。
“他们没有看出来，我看出来了。难道能让它活着吗？不，宁死也不让！”
他躺着，在这场虚幻的、并不存在的搏斗中累得精疲力竭，事实上他也真的精疲力竭了。早上医生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尽管这样，过不了多大工夫，兴奋又占上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跟往常那样又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忽而自言自语，声音比以前更响，说的也更加颠三倒四。他被禁止进花园去。医生看到他的体重日益减轻，而他又老是失眠，老是不停地走动，便吩咐给他作皮下注射，打了一针大剂量的吗啡。他并没有反抗：幸好这时他的错乱的思想跟这一治疗不谋而合。他很快入睡了，疯狂的活动停止了。经常伴随着他的那响亮而有节奏的急剧的脚步声也从身边消失。他昏然睡去，百事不想，连他必须摘下第二朵花的事也忘了。
但是三天之后他还是摘了那花，而且是当着工友的面摘的——那老头想拦阻他，却没能拦住。老头儿跑着追他。病人洋洋得意地大声欢呼着跑进楼里，冲进自己的房间，把花藏到怀里。
“你干什么摘花？”跟踪而来的工友问他。但是病人已经躺在床上，双手依旧交叉着压在胸口，并且满嘴胡说八道起来，老头儿只好默默地把病人只顾快跑而忘了留下的红十字帽摘了下来，走出房间。于是虚幻的战斗重又开始。病人觉得，从花里射出一股股长长的、像游蛇般弯弯曲曲的恶流；这些恶流缠着他，紧紧勒住他的四肢，把它们可怕的毒汁注进了他的全身。他不断诅咒他的敌人，这中间，他时时痛哭流涕，向上帝祈祷。傍晚时分，花蔫了。病人把这变暗淡的花踩了又踩，随后从地上捡起来，拿到浴室里去。他把揉成一团的花扔进炭火熊熊的炉膛，一直看着火，看着他的敌人如何吱吱作响，如何蜷缩起来，最后变成一个轻柔、雪白的小灰球。他吹了一口气，于是一切化为乌有。
第二天，病人更加不行了。他脸色惨白，面颊瘦削，那双目光灼灼的眼睛已经深深地陷进眼窝里去。他的步子已经摇摇晃晃，身子跌跌撞撞，但他还是继续疯狂地走着，嘴里还念念有词，说个没完没了。
“我真不愿意采取强制手段，”主治医师对他的助手说。
“不过必须制止这种走动。今天他只有九十三磅了。要是再这样下去，两天以后他就没命了。”
主治医师在思考。
“打吗啡？要不，用水合氯醛？”他似问非问地说。
“昨天打过吗啡，已经不见效了。”
“叫人把他绑起来。不过，我看也未必能保住他的性命。”
六
病人给绑了起来。他穿着疯人衣躺在床上，好几条又宽又结实的麻布带子把他紧紧地绑在病床的横铁条上。然而他的疯狂动作却有增无减。一连几个钟头，他顽强地挣扎着，竭力想挣脱掉身上的一切束缚。最后一次他猛力一挣，崩断了一根布带，两条腿自由了，然后身子从其他几根布带里滑脱出来，两只胳膊照旧绑在胸前，就这样开始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嘴里喊着一些离奇古怪、莫名其妙的话。
“哎呀，你怎么啦”跑进来的工友大声叫道，“准是魔鬼帮你挣脱的！喂，格里奥科！伊凡！你们快来，疯子松了绑啦！”
三个人一齐向病人扑去，开始了一场长时间的搏斗，斗得攻击者疲惫不堪，斗得防卫者筋疲力尽、痛苦万状。最后他重又给绑在床上，而且比上一次绑得更牢。
“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病人喘着粗气大声喊叫，“你们要毁灭的！我看到了第三朵花，刚刚才开的。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了。让我去干完这件事！必须把它弄死！弄死！弄死！到了那个时候，就万事大吉、人人得救了。我本来可以派你们去，不过这件事非我莫属：你们一挨到花，就会死的。”
“住嘴，少爷，住嘴！”留下来值班的老工友说。
病人忽然不做声了。他决定骗过那工友的耳目。他被捆了一天，夜里也没有松绑。那工友喂他吃完晚饭，在床前铺了点东西就躺下了。不多一会儿，他睡熟了，于是病人开始行动起来。
他弓起身子，去够床上的一根竖铁条，用包在疯人衣长袖子里的手腕摸到铁条后，便开始在上面急速使劲磨着袖子。过了一段时间，厚厚的帆布被磨破，他的食指能自由活动了。接下去事情进展得就快多了。他用健康人望尘莫及的敏捷和灵活解开了捆在身后的两个袖子的死结，松开了疯人衣，这之后他长时间地谛听着工友的鼾声。老头儿睡得很死。病人脱了疯人衣，解开了把他绑在床上的布带。他自由了。他推了推门，门从里面给锁上了，钥匙在工友的口袋里。他怕惊醒老头儿，不敢去掏他的衣兜，决定跳窗出去。
这是个静静的暖和的黑夜，窗户开着；星星在漆黑的夜空闪烁。他望着星空，寻找他熟悉的星座，他很高兴，这些星星，正如他觉得的那样，了解他，同情他。他眨巴着眼，看到星星给他送下无穷无尽的光，于是他的疯狂的决心更大了。必须扒开一根很粗的铁栏杆，弄出一个窄小的缺口，由此爬出去，进入那个灌木丛生的小院落，再翻过一道石砌的高围墙。那里将有一场最后的决战，这之后，那就死也瞑目了。
他试着用两只手折弯那根很粗的铁栏杆，但铁栏杆纹丝不动。于是他把疯人衣的两只结实的袖子拧成一股绳，拿它系在铁栏杆下端的尖头上，然后把整个身子挂在绳上。经过一番拼死拼活的努力，几乎耗尽了他的最后一点力气，铁栏杆下端的尖顶终于给弄弯了。一个窄小的缺口打开了。他使劲挤出去，肩膀、胳膊和光光的膝盖都擦破了。他穿过灌木丛，停在围墙跟前。四周很静；医院大楼的窗子里透出微弱的灯光；看不见里面有人。谁也不会发现他，那个在他床边值班的老头儿想必睡得很熟。星星温柔地眨着眼睛，星光照进他的心灵。
“我这就找你们去，”他仰望着天空，轻轻地说。
他试着爬墙头，头一回就跌了下来。他的指甲折断了，双手和双膝弄得血肉模糊。他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在围墙和停尸房接头的地方，两边都掉了几块砖。病人摸到这些缺口，利用它们作脚蹬，爬上墙头，抓住墙外一棵榆树的枝子，顺着树干轻轻落到地面。
他急急地跑到台阶旁那个熟悉的地方。那花的上部有点暗淡了，花瓣蜷缩着，在落满露珠的草地上清晰可见。
“最后一朵了！”病人喃喃自语，“最后一朵了！今天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不过，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请等一等，”他仰望着天空说，“我马上就要跟你们在一起了。”
他摘下花，撕它，揉它，把它捏在手心里，由原路回到了病房。老头儿还睡着。病人刚走到床前，便失去知觉，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的遗容安详而又欣悦；那瘦削的面孔，那薄薄的嘴唇，那深深陷下去的闭上的眼睛，流露出一种高傲的幸福。几个工友把他抬到担架上，有人想扳开他的手，拿走那朵花。但是，手已经僵硬，这样他便带着他的战利品进了坟墓。
冯加译
作品简析
第八章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享誉世界的短篇大师，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三大短篇巨匠”。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开始行医。1880年开始发表作品，至1904年逝世的24年间共发表短篇五百余篇、中篇多篇和十几部剧本。着名短篇有在钉子上、一个文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跳来跳去的女人、套中人、带阁楼的房子、变色龙等。
一个文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米特利奇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可意译为“蛆”。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一出三幕小歌剧。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哝哝。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帝俄时的文官，相当于三品或四品文官。勃利兹查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你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勃利兹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会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