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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即使是自认为道德非常高尚的恐怖分子，其人性当中贪小便宜、规避损失、会做成本和收益核算的这一点点念头，还是会让他暴露。所以，人性是掩藏不住的，随时随处都有可能会暴露。
用经济学底层思维看点球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是这套书里的。懂足球的人都知道，罚点球的成功率是极高的，大概是75％，近乎于一罚就中。因为点球的速度极高，时速都在100千米小时以上，所以守门员在球飞过来的时候再去判断方向，根本就来不及。守门员这个时候唯一的策略就是，赌定一个方向，朝左边或者右边扑过去。
对于罚点球的人来说，存在好多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往左边和右边踢，这实际上是跟守门员做概率上的对赌。第二种选择是左上角或右上角球门门框的位置，因为即使守门员方向判断准了，一般也扑不到那两个位置。但是，朝那个位置踢，需要很厉害的准头。为什么踢点球很容易踢飞？往往就是踢了那两个位置中的一个。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踢球门中间，直直地往守门员站的位置踢。按照大数据分析，守门员往左扑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几的概率，往右扑是百分之四十几的概率，而留在中间只有百分之二的概率。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性的、懂数学、懂大数据分析的被罚点球的运动员，你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往中间踢。
但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往中间踢呢？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因为这不符合踢球者本人的利益。往左上角或右上角踢，如果踢飞了，可以归结为运气不好。往左边或往右边踢，让守门员给堵出来了，也可以说运气不好。唯独往中间踢，万一这个守门员是个笨蛋，反应慢了半拍，没来得及扑出去，你的球让他扑住了，那么所有的观众，包括评论员都会觉得：你根本就没使劲，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球员。
输赢是全队的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名誉为代价，去赌一个更高的概率呢？我为什么不显示一下我的球技，选择一个即使输了还有推脱之辞的选项呢？所以，最理性的方案不见得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最终会选择的方案。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
为什么经济学家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经济学家和我所提到的那种聪明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和普通人不太一样？而且，他们的结论往往很气人，往往很不道德，正如这套书的书名。
这可不只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美国的工会也天天跟政府请愿，要求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中国人太讨厌了，抢美国工人的工作。如果拿这件事去问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基本上都会跟政府讲，千万不要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自由贸易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包括美国的工人。再比如说，美国的底层群众希望政府发这发那，希望教育、医疗、住房、食物全部都免费。可要去问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会跟政府讲，不要过度提高穷人的福利。这不仅对富人没好处——要多交税，对穷人也没有好处。
这话听着很气人，为什么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因为经济学家和聪明人看到的世界的复杂度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普通人看世界，是通过自己的直觉去判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世界。
什么叫现代人类社会？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卷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都是身边的协作关系，家人、亲朋、同事这些简单的关系，再隔几层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的认知和世界的真实情况之间有一个落差。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个落差的。
关于这个复杂度，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简单做个交代。
社会结构的复杂度
第一个层面，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复杂的。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思考这个世界的终极方法，就是推己及人。别人的想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假设自己处在他的处境下会怎么想，虽然我嘴上不会说出来，但我知道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以此为前提，来判断我应该怎样行动。这一招还真在年轻的时候帮了我，我变得更加倾向于跟他人协作，也更加尊重协作伙伴。
可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一套“推己及人”的思考方法完全没用了，因为所有人开始坐在一张桌子上说话，在一个锅里乱搅和吃饭。一个大学教授跟一个12岁的小孩在微博上辩论的时候，推己及人还有什么用？我们根本不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举个例子，世界骗局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骗局，叫“尼日利亚骗局”，因为这个骗局最早发生在尼日利亚。这个骗局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到处跟人说：“哥们儿，你有没有银行账户？我是尼日利亚的，我们那个地方政局动荡，发生了政变。一群有钱人要把财产转移到海外，能不能借你的账户用一下？金额不多，大概五亿美元，从你的账上过一下，仅仅产生的利息你都赚了。”
“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你能不能给我交点手续费？”
这个骗局是多么拙劣，骗子先给你许诺一个大好处，但是你先得给骗子一个小好处。等你把这个小好处给了他，他就跑了。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在中国有一个很常见的骗局，叫“重金求子”，有时候贴在电线杆子上，有时候也在微信里传播。
“我是一个美貌的少妇，嫁给了一个大富豪。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生育能力，为了分他的家产，我必须要有一个孩子。怎么办呢？我现在需要一个年轻人，你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生育能力。我跟你做一次爱，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给你五百万元人民币作为酬谢。”
有人相信吗？还真有人信，那些没太受过教育的人就觉得，既能跟少妇做爱、生孩子，还能挣钱，这么好的事哪里去找？他们就真信了。然后，对方就会要求他给点手续费或者什么东西，总而言之骗钱的方式多得很。因为向往一个巨大的利益，所以在小的问题上就放松了警惕，然后丧失底线，继而损失钱财，这是很多聪明人也会落入的一个陷阱。
为什么这么拙劣的骗术却屡屡管用呢？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骗术。互联网时代有一种电信诈骗，会故意在行骗的邮件里面犯很多语法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上当的人一定是阅读能力不是很好、理解能力很差的人。骗子把这批人筛选出来后再施展行骗手法，就容易得手多了。像我们这种人，对语法问题通常很挑剔，一看有那么多错别字，就知道肯定是骗子，就不会轻易上当了。
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度，千万不要推己及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动作引发的后果，我们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越聪明，往往就越没法想象。
协作的复杂度
第二个层面，协作的复杂度。人类其实始终处于战略猜疑的状态，就是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但你的真实想法未必会直接说出来。你要顾及我的想法，加工之后再说出来一番话。每个人的智商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情商不同，所以大家就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网络中。一个行为出去之后到我们这儿，再到其他人那儿，最后会变得我们根本就不认得了。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司机肇事之后直接把受害者杀掉的新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法律在这一点上不够完善。交通肇事把人撞死后，要赔多少钱都是有标准的，可如果把对方撞成了残废，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险体制还不发达，司机一辈子还指不定要赔对方多少钱呢。所以，很多司机把人撞了以后，会选择倒车把人轧死。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理性行为吗？虽然很不道德，但是司机避免了后半生家庭的财政状况落入地狱。这就是社会协作的复杂度带来的一个行为结果。
再比如，“禁止卖淫嫖娼”这条法律很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标准，可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结果。前些年，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那些在中国底层生活的女子其实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中国底层的刑事恶性案件中，她们是被杀害最高发的一个人群。
为什么？对抢劫犯来说，最容易下手的可不就是她们吗？第一，是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反抗力量比较弱；第二，更容易下手。可以借谈生意的名义说：“我们找个地方去成交吧！”然后，把她们带到没有人的地方下手。此类案件的犯罪高发时间是每天凌晨两三点，这些站街女此时正好做完第一单生意，兜里有点钱。而且，因为她们的生意本身就不合法，所以天生没有求助于警察的观念。再加上她们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低，一旦被抢了钱，第一个念头不是保命而是保钱，所以会大声地喊叫。那些犯罪分子都是穷凶极恶、没有人性的，自然会把她们弄死，所以她们就成了一个杀害案件高发的人群。
本来这条法律是想保护妇女的，但是却把这群人彻底踢出了法律的保护伞，这难道是设置禁令的初衷吗？
再比如说，2016年4月，北京有家和颐酒店发生了一件事，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一名男子突然对一个住店的女生实施拖拽并殴打，打得很惨。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社会戾气真重。后来才发现，这名男子其实是一个“鸡头”。什么叫“鸡头”组织？就是黑社会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妓女，然后对妓女的收入进行抽成，也就是收保护费的一个组织。他们当然各有其势力范围，不是我这片儿的，就不能跑到我这里做生意。这名男子怀疑这个女孩是来抢生意的，所以打了她。
可见，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有的禁令就会逼出这种角落里非常肮脏的协作系统。这绝对不是禁令发布者的初衷，但是它就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协作网络存在着，所以立法者能不小心吗？
人心的复杂度
第三个层面，就是人心的复杂度。很多人都说经济学就是讲钱的，其实不是。人哪是用钱能够定义得了的？
举个例子，美国有一家幼儿园一直为一件事特别头疼，就是家长接孩子的时候经常迟到。家长们应该每天下午四点就把孩子接走，可是有的家长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耽误了。怎么办？幼儿园总不能把孩子扔到大街上吧，所以不得不雇一些老师留守值班，这给幼儿园造成了财政上的负担。
第9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3）（）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太可能，有人就给幼儿园园长出主意说：“罚款吧，用经济杠杆来促使他们早一点把孩子接走。”幼儿园园长说：“行，用经济杠杆来撬动一下，但也不能收费太高。这样吧，迟到一次罚3美元，好不好？”结果呢？迟到现象更严重了，本来一周只有零零星星的三四起，现在翻了好几倍，变成了二十起。
幼儿园园长觉得非常奇怪。其实我们仔细一想，一点儿也不奇怪。比如说，您是一个家长，本来接孩子迟到了，给幼儿园的老师添了麻烦，害人家增加了财政支出，您会非常不好意思、会愧疚、会紧赶慢赶地去接孩子。可是，现在明文规定要罚款，那我交钱就是了，迟到一次交3美元，我愿意接受这个惩罚。这时，家长心中的愧疚感反而没有了，就会放心大胆地迟到了。
后来，幼儿园取消了罚款的规定，可是迟到现象并没有好转。为什么？因为你罚过款，已经把大家的观念给扭转了，大家开始觉得，这件事本身是个买卖，至于是收钱还是免费，那是你们幼儿园自己的选择，我们管不着，总而言之迟到没事。
这家幼儿园真是被伪经济学、假经济学给害惨了。经济学讲的是：要总体地体察人对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就是什么收益都是收益，包括心理上的收益。我自己是个好人，我不麻烦他人，这也是收益，收益不仅仅指钱。
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结构、社会协作，还是我们的人心，都是复杂的。我们根据几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直觉系统，对这么复杂的现代社会去做判断的时候，当然就是笨人。所谓的聪明人，无非是运用了一些经济学家搞出来的方法，对这种复杂度能够多看两层。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你搞混了吗？
“魔鬼经济学”这套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讲的都是我们普通人日常可见的场景和事例。但是，把经济学的思维运用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怎么和我们普通人用直觉得出来的结论不大一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人没有经过经济学的思维训练，容易把两类判断搞混，一类叫事实判断，一类叫价值判断。
什么叫事实判断？就是事实本身是怎样就怎样。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将军就不爱听事实，有探马来报说前线打输了，他就下令把探马给斩了。为什么？因为探马讲了一个他不爱听的事实。可是，事实这个东西就是钢铁般坚硬的存在，它会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吗？
第二类判断叫价值判断。这就进入了人类的舒适区，因为我们都在做价值判断，就是它应该怎样，它的底层就是我的愿望。比如，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便宜一点，这个姑娘应该让我追一下等，这都是用愿望撑起来的一种判断。甭管是实现什么主义的理想，还是明天找到一个好工作，都叫愿望的价值判断。
我们经常容易把这两类判断弄混。简单举个例子，前些年，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争议，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问题。我们听着好像有两派声音，一派就是那种讨人厌的如任志强这种人，天天说“房价一定会涨，你们赶紧买房，再不买房就来不及了”。可是谁会听他的？很多老百姓都恨上了他，因为他跟我们讲了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不符合我们的愿望。所以，任志强在演讲的时候会被扔鞋，而且位列“中国人最想干掉的前三名”之一。
而另外一种人喜欢迎合我们的价值判断，比如有人说：“我代表穷人说话，我是有良心、有道德的经济学家。”这种人也好意思叫经济学家？什么叫学？学就是判断事实，但是他们天天去迎合大家的愿望。最后，信了这些话的人没有买房，白白受了损失，上哪儿去告他们，上哪儿去投诉他们？
我们是不是经常把这两个判断搞混？是。我们普通人很容易把道德、愿望当作理解这个世界的终极工具，于是就失落了事实。那些聪明人为什么比我们聪明？就是因为他们关注事实，不关注愿望。
从愿望到事实距离到底有多远？
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天天说一定要保护珍稀动物，要划定保护区，不准猎杀，谁杀了就判刑等。这些在道德上和愿望上当然成立，貌似也有结果，但是真的管用吗？
有一次，美国人发现有种鸟类非常珍稀，于是就划定保护区要保护。结果呢？导致这种鸟类灭绝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政府划定的鸟类栖息地周边的那些业主非常紧张，如果在他的私家领地上发现了这种鸟，一旦被那些环保主义者得知，这块土地就要被划分成鸟类栖息地，就要保护起来，那么这块土地就要贬值。所以，周边的人家只要在他的领地上看到这种鸟，“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