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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10号喝个啤酒、吃个比萨，好言好语被接待这种事，就没有了。
撒切尔夫人威望很高，因为跟阿根廷打仗打赢了，携着这样的威风回来跟工会对抗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当时主要是煤矿工人跟撒切尔政府对着干，因为这时候煤矿已经不挣钱了，不挣钱的煤矿就要关掉，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工会领袖不干，工会领袖说，亏的是资本家，亏的是政府，我们必须要有工作。
最后，工人这边组织纠察队，政府那边出动警察，双方在街头起了冲突，流了血，但没有死人。撒切尔夫人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得特别强硬，以至于2013年撒切尔夫人死后，在很多工人聚集区还有人打出标语，骂得特别不好听，说这个“婊子”终于死了。
有趣的是，撒切尔夫人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的推导逻辑。她说，英国的煤矿工人明知道继续开采这个煤矿毫无价值，已经不挣钱了，但是还打出爱国这张牌，要求英国的钢铁公司继续用他们的煤炭。那么，英国的钢铁公司也可以打爱国这张牌，要求英国的汽车制造公司继续用又贵又不好的钢铁。英国的汽车制造公司也可以要求英国的消费者，去买又贵又不好的汽车。最终的结果一定就是这个国家堕落为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要知道，英国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怎么能够堕落到那个地步呢？
说到底，工会的结盟策略早就出问题了，已经不合时宜。
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里面，产业结构也好、社会结构也好，都是比较固化的。即使是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里面，变化也很小。所以一个资本家通常只能在一个固定的产业链的一段展开自己的企业，他能雇佣的工人也就是那群人，大家互相挑选的余地比较小。就好比大家打的是阵地战，是零和博弈，你那儿多一点儿，我这儿就少一点儿。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策略就是有效的。资本家握有资本，天然有联盟的力量。而工人是一盘散沙的时候，资本家就会欺负工人，就会做出延长工时、克扣工资、雇佣童工等恶行。而自打19世纪有了工人运动之后，工人才变成了一个结盟者，反过来客大欺店，把资本家逼到了墙角里。
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固定格局里面发生的事情。今天是什么样的时代？是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是互联网带来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时代。这个时候，如果还继续采取这样的结盟策略，就像撒切尔讲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大家一起死，因为政府只能闭关锁国，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萎缩。
事实上英国就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工会最得势的时候，就是英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最低。而撒切尔夫人虽然表面上残酷无情，但是从她那个时代起，英国的经济才有了恢复和起色。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人类自古以来都是靠抱团取暖，靠形成联盟构建力量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力量苍白得一塌糊涂。就像美国的工人阶级，它要抱团取暖，结果就一定是排斥美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动和快速创新，排斥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正常竞争。
可是它怎么可能做到呢？只要产业结构在变动，只要人类的技术和创新飞速地在发展，美国人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拖慢自己的发展速度，那么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甚至非洲的哥们儿就会顶上，代替美国人原来的产业位置，最后就是美国工会抱着美国这艘船一起沉掉。
好了，我也不隔着太平洋替美国工人阶级瞎操心了，还是回到当下。在这个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呢？
我经常讲两套话。第一套话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经常说：“你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你要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现在我要把这套话反过来说，我们不要问我们能为集体做些什么，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当集体、组织、连接起来的人作为一种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它成就什么。因为结盟策略已经失效，只有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确认才是你人生真正的靠山。
第二套话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不是那些失败者抱团取暖的地方，而是让牛x的人变得更加牛x的地方。
05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毁灭北宋的千古罪人？
第62章 现代化的本质（10）（）
“王安石变法”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看到。说实话，当年我作为一个正准备参加高考的文科生，对这个词没什么好印象。因为要记一大堆知识点，什么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具体条目，什么保马法、青苗法，所以烦死这个词了。
无论如何，那个阶段的教育还是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种下了王安石的形象——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对所有有文学才华的人往往会高看一眼。王安石是什么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他干的事当然是好事，我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王安石获得这样一个好形象，是近期的事情。在晚清前800年的时间里面，王安石是什么形象呢？是一个办了坏事、闯了大祸的人。
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结束60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做了一件事，重修“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宋朝历史，准确地讲，就是编撰神宗实录。
书中牵扯到很多细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给改掉了。这场变法在宋代的历史上，官方的称呼是“熙丰变法”。宋神宗一共有两个年号，一个叫熙宁，一个叫元丰，这场变法就是从这两个年号当中各取一个字而得名的。但是在神宗实录里，这场变法被改为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因为宋神宗要告诉大家，这场大祸都是王安石的责任，不关他老人家什么事，皇帝只是受了王安石的蒙蔽。
南宋有一个大儒叫朱熹，就是写四书集注的那个人。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群奸肆虐，流毒四海。”不管我们同不同意朱熹的观点，他作为一个大儒，私德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而且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要对“王安石变法”做这样的差评？
还有，比朱熹要晚很多年的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他在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格调就更高了：“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在罗大经看来，整个宋代有两个罪人，一个是王安石，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一个是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你看看，居然有人把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一起评价，说他们是两个罪人！要知道，看不惯王安石的多是和他同时代的人，毕竟他有很多政敌，有很多利益冲突。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后来的文人在痛定思痛、洞察历史的时候，居然对王安石做出了这种评价，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代的冯梦龙写了一套，叫“三言二拍”，其中有一个小段子。宋代的时候，王安石微服私访，看见一个老妇人喊猪过来吃食，说：“啰啰啰啰，来，拗相公！”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外号。旁边又有一个小姑娘在喂鸡，说：“来来来，王安石来吃食。”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很恨他。
一个改革家，朝上的奸臣会恨他很正常，可老百姓怎么也这么恨他呢？为什么王安石现在居然有这么好的形象呢？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就在晚清。
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晚清时有一个人叫梁启超，他那支笔真的是当时的一支健笔。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说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三代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这句话是说王安石是夏禹、商汤、周文王之后唯一的完人。弦外之音是把孔老夫子给跳过去了！就是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人，就王安石这个人最了不起。
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分析：“青苗法”不就是现代金融制度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所以他认为王安石就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带去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制度和观念。
为什么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说白了，是将心比心。梁启超当时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的。首先，他们都是改革家；其次，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再次，他们都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王安石靠的是宋神宗，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不过20岁，梁启超靠的是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有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王安石变法面对的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梁启超面对的是慈禧太后。所以，梁启超夸的哪里是王安石？其实是在夸他自己。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王安石的形象突然来了一个大翻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并不是要讨论“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功还是罪，我想讲的是，为什么这场具有这么多高明的现代制度特征的变法，最后失败得那样惨呢？
变法失败是人品问题？
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人品问题，王安石是坏蛋。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当时有一个人叫吕惠，他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朴野，中藏巧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看着像个忠臣，其实是个奸臣；看着挺可信的，其实是一个佞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其实内心里藏满了奸诈。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
还有一个人就更有名了——苏东坡的爹——苏洵，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既然名字叫辨奸论，就是教大家辨认奸人是什么样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着猪狗食，穿着破衣烂衫，读着圣贤书。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对王安石的评价，咱们得除三去五打八折地看待，为什么？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比如说北宋著名的文人黄庭坚，他就说王安石的私德非常好，说他视富贵如浮云。
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高，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意思是，不管文学还是私德，王安石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改革和人品有什么关系？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人品就很一般，家里养了很多妻妾，天天吃壮阳药、行房中术，还收受贿赂，人家的改革却搞得挺好。
变法失败是政策问题？
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基本上都围绕在他的经济政策上。其实也不然，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放在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看，仍然不落伍。
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借高利贷，借来借去，土地就成了富户的。王安石说不用去借高利贷，国家借给穷人。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办的“穷人银行”吗？穷人得到了实惠，付出的利息没有那么高，而国家又得到了利息收入，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
再比如说“免役法”，就是免除徭役。根据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民间通常征收三种税：第一种叫徭役，第二种叫赋，第三种才叫税。
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劳动力去修运河、修长城。
赋是什么意思呢？“赋”，左边是一个贝，就是钱的意思，右边是武装的“武”，就是说国家要打仗了，你得上交一些钱和军事装备，比如弓箭、盾牌、马匹，这叫赋。
那税呢？“税”这个字左边是一个禾木旁，这才是针对农作物收成征收的农业税。
你想想看，老百姓这边种着田，将来要给国家交税，可是那边又要征发劳动力，去修这儿修那儿，老百姓实在是分身乏术啊。所以，王安石说，咱们简化税制，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交钱就是了，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
这个“免役法”和当代社会简化税制的思路不是一样的吗？后来明代搞的“一条鞭法”，清代搞的“摊丁入亩”，都是受了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你可能会说，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天下大一统？绝对不是。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维的。比如说“保马法”，原来马都是由国家养，养得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的弊端大家都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马放到民间，让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就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这多有市场经济思维啊。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也很先进。王安石认为，国家应该派官员去管理市场，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现在我们国家管理市场上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就是所谓的“猪肉收储制度”。
所以，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是非常先进的，变法的政策方面也没问题。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粗暴的分析，说是因为阶级斗争——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所以他倡导改革，比较先进；而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人，代表大地主阶级，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这正好说反了。司马光哪里是大地主阶级啊，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也就是司马光的墓志铭，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只有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把田典押了才换了一点钱。而王安石呢，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概有3000亩田，这在当时算是大地主阶级。所以这个粗暴的分析，结论正好是反的。
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就更加奇怪了，因为变法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那时宋神宗刚上台，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可是一翻账本，发现根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连这点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河南一带又发了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的庆历年间就搞过一次，那时候主政的是范仲淹这帮人，虽然改革最后失败了，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凭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了几百年的骂名呢？这太不公平了吧。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得获得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