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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不完善，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任务。
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邓老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
这篇讲话的主要思想和观点是：
1．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邓老在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在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2．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是党和国家工作出现错误的根本原因。讲话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主席同志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特殊时期’的十年浩劫。”所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3．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必要，也很紧迫。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5＇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地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4．对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的认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老认为主要是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二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三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四是解决好新老领导干部交接班的问题。此外，邓老还强调，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要特别注意“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因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邓老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规定了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有：1981年的全国县级直接选举；1982年的国家政府机构大规模的精简；1982年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而设立顾问委员会；1982年颁布新《宪法》；1983－1984年对农村基层政权进行改革，政社分开，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等。
第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时期，时间大约是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快的速度。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日益深化，国家政治体制已明显地与整个改革的进程不相适应，形成对改革的阻碍。国际方面，苏联、东欧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且一开始就动作很大，来势很猛。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促动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高潮。
1986年这一年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同时设立了工作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1986年，邓老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反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老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7＇他还讲：“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8＇“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0＇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中共十三大勾画了改革蓝图，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目的、对象、原则、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等内容作了全面阐述。
中共十三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思想是：
1．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大会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2．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大会规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律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3．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大会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循，只能遵循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科学地设计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大会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消除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
中共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已经充分估计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一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有：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迈出了基层民主实践的一大步；1988年，“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的政府机构改革启动，并开始起草《国家公务员条例》，同时开始进行党政分开的尝试；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使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我国在加强人大立法权与监督权、改进选举制度、建立社会协商与对话机制等多方面都有所建树。
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时学术界、宣传理论界探讨、研究、宣传的最热点问题。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文章、研究报告、宣传辅导材料如隆冬的雪花一般，铺天盖地飞来，全国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的热情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第三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期，时间大约是从1989下半年到1996年。
一九八八年﹐由于多年积累的因素，国内物价开始出现大面积、高速度、大幅度上涨。后来人们在对这一时期进行总结的时候认为，当时的领导层对这一情况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因为就在这同时，政府还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开始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这些引起了人們的恐慌，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国内发生了挤兑和抢购风潮，并且愈演愈烈。挤兑和抢购，造成了储蓄的大幅度下降、物价更快地上涨，人民币大幅贬值，政府不得不多发票子。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而引发。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带来损害，造成人心不稳、社会不稳和政治不稳，再加上不断有“官倒”等腐败现象曝光，人民的不满变为激愤。在诸如此类的诸多原因的促成下，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社会陷入建国以来仅次于“特殊时期”时期的混乱状态。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89年的国际局势。这一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在后来的两、三年时间中，这些国家执政多年的共产党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地下台，实行了多年的以共产党一党执政和计划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相继崩溃，有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国家解体！更令人困惑的是，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这一切，居然时间上如此一致、行动上如此整齐、结果上如此相似！在如此短的时间中，世界两霸中的一霸、曾经是那样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令人望而生畏的伟大的苏联国家，一眨眼就四分五裂、灰飞烟灭了；刚刚还如此气势雄壮、队伍整齐、所向披靡的社会主义阵营，转瞬间即土崩瓦解、踪影全无。人们一觉醒来后惊奇地发现，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碎的瓦砾。冷战的历史在这悲壮的喧嚣中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几乎是在所有人都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说来到就来到了！世事真是难测啊！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化，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已经发生的情况使许多人毫不怀疑事件的多米诺效应，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很快也会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如出一辙，苏共与苏联尚且如此下场，一直步其后尘的中共与中国自然难逃此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仅仅基于表面现象而完全没有接触到事情的实质的看法完全错了，其实欧洲发生的事情欧洲以外并没有发生。当然此是后话，在当时，不言而喻，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确实使中国共产党受到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样的局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快速而又果断的反应：首先是把“稳定压倒一切”确立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并在维护国内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硬而又有效的措施；其次是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以消除经济方面的混乱现象；第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重新考虑和部署，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和具体工作主要有：1990年，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并决定不再设中央顾问委员会；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12月中共中央举办第一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讲座；1995年5月颁布施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通知》等。
第四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苏和在既注重实效又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指导思想下继续深化的时期，时间是1997年至今。
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又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观逐步褪去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在随着时代发生改变，这一切都不断地对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沉闷局面亟待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急需有新的突破。在时代潮流的压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题。1997年邓老逝世，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要进行并怎样进行，中共第三代领导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答。1997年5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代表第三代领导对改革作出了公开的表态。江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深入下去，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也要坚持深入下去。同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跨世纪纲领提了出来。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力争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办事制度等。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再次启动。与前几次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搞好村级的直接选举。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里，政治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从民主转向了法制，具体的改革工作所涉及的层面也回避开了上层以及中层而专指向基层。这其中的匠心与苦衷不言自明。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被包括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中。这之后，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有些落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虽然还若隐若现，但由于它已经不再时髦，也给人带来不了多少实惠，人们其实对它已不再有什麼兴趣了。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十七大差不多是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思想作了一个汇总，这显然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